关于印发《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与管理指南（试行）》的通知
农业部
关于印发《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与管理指南（试行）》的通知
农市发[2004]1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牧、农林、畜牧、渔业）厅（委、局、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局：
为加强对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与管理工作的指导，推动农产品批发市场规范化、现代化进程，我部研究制定了《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与管理指南》（简称《指南》）。现将《指南》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实际贯彻执行。
附件：《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与管理指南》
农业部
二○○四年六月十四日
附件：
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与管理指南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引导批发市场加强建设和管理，保证公开、公平、公正交易，保障食用农产品安全，特制定本指南。
第二条 本指南适用于专门经营农产品的批发市场和包含农产品批发经营业务的其他市场。
第三条 本指南用辞定义如下：
（一）农产品：指粮油、蔬菜、瓜果、畜产品、水产品、调味品、花卉、茶叶、种子、饲料等农、牧、渔业产品及其加工品。
（二）农产品批发市场：指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准，主要进行前款所指农产品现货集中批量交易的场所。
（三）农民：指直接从事本指南所称农产品生产的自然人。
（四）农民团体：指依法成立的各类农民合作组织。
（五）农业企业：指从事本指南所称农产品生产的农业经济组织。
（六）交易商：指在农产品批发市场组织农产品供应、贩运、销售的个人或组织；也包括在农产品批发市场上协助促成买卖双方交易、提供服务并按规定收取一定数额手续费的经纪人。
第二章 设立、变更和终止
第四条 设立农产品批发市场应从当地的农产品商品货源及其流向、居民消费需要、经济发展和区位交通条件等实际情况出发，遵循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发挥优势、讲求实效的原则，防止盲目、重复建设市场。
第五条 农产品批发市场是公共事业，以服务农业、农民和城乡消费者为宗旨。其设立及业务项目由各级政府规划确定，并提供支持。
第六条 设立农产品批发市场应考虑下列条件：
（一）设立者主要是农民合作组织、或涉农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法人组织。
（二）符合国家和本地区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发展规划；
（三）位于农产品的主要产地、销地或集散中心。
（四）具备相应的场地、设施和资金。
（五）具备企业登记注册的其它条件。
第七条 农产品批发市场的设立、变更和终止，应按照政府规定的审批或许可程序办理。
第三章 市场功能
第八条 农产品批发市场要根据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注重完善以下市场功能：
（一）大规模、快速集散或配送农产品；
（二）形成竞争性的透明、合理的农产品价格；
（三）及时收集和发布市场信息；
（四）保障食用农产品安全；
（五）吞吐调剂农产品供求；
（六）提供金融、通讯、结算、仓储等综合服务。
第九条 产地农产品批发市场除具备第八条中各项功能以外，还应该结合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进行下列功能创新：
（一）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二）普及农业科技知识；
（三）促进产地农产品加工增值；
（四）引导农业区域化布局，专业化、标准化生产，品牌化经营；
（五）延长农业产业链，发展产业化经营；
（六）扩大农村劳动就业，推动小城镇建设。
第四章 市场建设
第十条 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坚持基础设施公益性、经营管理企业化的方向；坚持新建与改建结合，产地与销地结合，硬件与软件结合，国家扶持与多渠道投资结合；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均衡发展，促进形成统一的全国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网络。
第十一条 省、地农业部门应制定本区域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发展规划，规划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农产品批发市场的数量、规模、布局；
（二）市场建设和设施改造的要求；
（三）主要交易商品种类；
（五）市场同生产基地、同关联市场的联结关系。
第十二条 规划建设产地批发市场，应主要依托各类农产品生产基地，充分考虑生产规模、商品流量流向、产品特点、区位交通条件、辐射范围以及小城镇建设等因素，确定市场的类型、位置、规模和设施标准。要打破行政区划的界限，在一个市场辐射范围内，不再规划建设新的市场。产地批发市场应以建设专业性市场为主。
第十三条 规划建设销地批发市场，应主要依据销地人口数量和市场容量，充分考虑市政规划、区位交通条件、零售方式和消费习惯等因素，确定市场的数量、布局、规模和设施标准。销地批发市场应以建设综合性市场为主。
第十四条 农产品批发市场设施建设要体现高效、经济、先进和实用的要求，做到功能分区明确，交易流程合理，经营运作方便，物流、车流、人流组织顺畅，停车面积匹配，设施齐全配套；并注重市场绿化和环境保护。
第十五条 农产品批发市场应着重加强下列基本功能设施与能力建设，逐步提高现代化水平：
（一）交易方式，从对手交易向代理制、拍卖交易转变；
（二）结算方式，从分散的现金结算向统一的电子结算转变；
（三）信息系统，完善信息收集、发布手段，建立网络服务平台，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
（四）检测系统，健全检测制度，增强检测手段，提高检测水平；
（五）物流服务，实现商品贮藏、保鲜、运输和装卸等服务手段高效率、低成本；
（六）秩序监控，对市场交易活动实行全面电子监控，提高交易纠纷的防范和应急处理能力；
（七）环境卫生，对市场产生的垃圾、污水及时进行清除处理，使之达到环保排放标准。
第五章 管理与监督
第十六条 农产品批发市场的设立者应健全市场管理机构，加强市场管理。
第十七条 农产品批发市场应采取政府调控、企业管理、客商经营的运行管理模式。市场应明晰产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第十八条 农产品批发市场管理者应按照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管理市场，对场内交易商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第十九条 农产品批发市场管理者应以提供服务和加强监管为宗旨，负责市场日常交易活动的管理工作。主要工作：
（一）负责市场规划、建设和改造，服务设施的完善与改进；
（二）负责市场交易方式、结算方式和信息系统的现代化建设；
（三）负责市场交易商（经销商、贩运商、零售商、经纪人）的身份登记，对其交易活动进行规范化管理和服务；
（四）负责市场交易活动监督、检查和日常管理工作，处理交易活动中发生的纠纷等事项；
（五）负责市场交易商品质量、重量、包装规格的监督与检查；
（六）落实市场交易、卫生、消防安全和环保等管理制度；
（七）提供商品运输、装卸、贮藏、保鲜、包装、加工等综合性服务；
（八）协助政府主管部门调控与监督管理市场；
（九）负责场所和设施的管理、出租（出售）和维护；
（十）负责市场信息的收集与传递发布；
（十一）产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管理者还应推动第九条所列各项工作的开展。
第二十条 农产品批发市场应当建立健全市场日常管理制度、市场经营管理制度、市场交易指南、市场交易商品管理制度、商品质量检查制度、市场治安和安全保障制度、市场环境卫生管理制度、车辆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和统计报表制度等。
第二十一条 农产品批发市场应突出信息服务。及时收集和发布成交的品种、数量、产地、价格、质量等级等行情信息和商品供求信息，供交易双方参照。同时按规定将这些行情信息报主管部门，由国家主管部门汇总统一向全国发布。
第二十二条 农产品批发市场应实行下列公开办事制度：
（一）市场管理人员姓名、职务、职责公开；
（二）市场管理制度和工作人员守则公开；
（三）场所和设施安排、租赁费、管理费、服务费收取标准公开；
（四）纠纷事项处理结果公开。
第二十三条 农产品批发市场收费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除国家规定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自行进入市场设立收费项目或者提高收费标准。
第二十四条 农产品批发市场应加强对管理人员的专业技术培训和业务考核，推行持证上岗，禁止市场管理人员参与市场交易。
第二十五条 农产品批发市场接受政府部门的管理和社会监督。
第六章 交易商
第二十六条 交易商是指具有商品批发交易能力，可进入批发市场进行交易的个人或组织。交易商包括供货者、经销商、贩运商、零售商和经纪人，是批发市场上开展买卖交易活动的主体。
第二十七条 农产品批发市场应建立交易商登记管理制度，掌握交易商的基本信息和经营信息，以便于交易管理、质量控制和信用评定。
第二十八条 农产品批发市场鼓励实行经纪人代理交易制，市场经纪人的资格认定条件与行为规则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市场管理者共同制定。
第二十九条 交易商应遵守法律、法规，遵守自愿、公平、诚信原则，遵守商业道德和市场规章制度，服从市场监督管理。
第三十条 经销商应在固定的门店或特定的场所进行交易，不得在市场内随意设摊或流动经营。严禁场外交易。
第三十一条 经销商不得擅自出租、出借、转让经营场所，确须出租、出借、转让经营场所的应经市场管理者同意，并办理有关手续。
第三十二条 交易商须依法纳税，并按国家有关规定交纳市场管理费。
第三十三条 购买者要求出具购货凭证和商品质量证明，交易商应按规定提供。
第七章 商品交易
第三十四条 农产品批发市场交易的商品必须符合国家法令和质量安全要求。下列物品禁止上市交易：
（一）国家和地方明文规定重点保护的珍稀植物、动物及其制品；
（二）未经检疫或检疫不合格的畜禽及其产品；
（三）经检测不合格，有毒、有害健康的产品；
（四）法律、法规禁止上市的其它物品。
第三十五条 农产品批发市场应采取协商交易、合约交易、订单交易和拍卖交易方式。
第三十六条 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商品交易应逐步推行统一司磅，统一结算。
第三十七条 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商品价格由买卖双方议定，随行就市。属于政府对商品价格实施监控管理的，应当执行有关规定。
第三十八条 农产品批发市场管理人员发现在市场买卖交易中有不正当行为，或出现不公正价格时，根据规定可以对交易商的交易活动进行限制。
第三十九条 农产品批发市场禁止下列行为：
（一）蓄意串通，捏造和散布虚假信息；
（二）以操纵市场为目的，合伙抬价或压价买入或卖出同一种商品；
（三）任何形式的欺行霸市，强买强卖行为；
（四）以其它直接或间接方式操纵或扰乱市场交易秩序。
第四十条 农产品批发市场应加强对经纪人代理交易活动的监管，规范经纪行为。
第四十一条 农产品批发市场交易的农产品应推行分级分类处理，逐步达到质量等级化、重量标准化、包装规格化。
第四十二条 农产品批发市场交易的农产品应在包装物的指定位置标明名称、等级、产地、生产商、生产或采摘日期、重量、检验合格证明等需要说明的事项。
第四十三条 农产品批发市场交易的农产品实行分区交易。蔬菜、水果、肉类、水产品、畜禽等应分区销售；鲜活与冷冻商品应分区销售。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四条 本指南用于指导各类农产品批发市场现代化建设与规范化管理。
第四十五条 本指南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农业部负责解释。
论合同解除权行使的路径选择
杜晨妍 东北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副教授 ／孙伟良 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
内容提要: 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的立法价值目标应首先选择安全价值，由此决定了解除权的行使应当采用以明示方式为主。在认同通知解除的基础上，正确理解合同解除的国家参与性质，赋予当事人以选择权，允许解除权人通过诉讼及时解决合同纠纷。并通过突出解除权人的权利主体地位，明确解除异议权的从属性质，实现当事人意思自治解除合同与法院或仲裁机构解除合同的逻辑衔接。
合同法定或约定解除条件的成就，只会导致相关当事人享有解除权，而非当然导致合同解除，解除权人只有严格按照法定的方式和程序行使权利才能够获得法律所赋予的效力。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官对《合同法》第96条的理解不同，使合同解除权的诉讼解除方式处于有争议状态，进而影响了交易秩序的稳定。我国现行立法的不完善是造成实践中司法困境的主要原因。基于我国现状，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的立法价值目标应首先选择安全价值，由此决定了解除权的行使应当采用以明示方式为主。同时，在认同通知解除的基础上，应正确理解合同解除的国家参与性质，赋予当事人以选择权，允许解除权人通过诉讼及时解决合同纠纷，避免损失扩大。
一、问题的提出
《合同法》第96条对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方式做出了明确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94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1]正是这一条看似明确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却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其争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很多当事人认为自己具备了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的合同解除权，通知对方解除合同，但却由于对方的异议，使合同解除通知的效力处于有争议的不确定状态;二是解除权人未履行通知程序，直接起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合同，却被法院驳回。例如，A国有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B公司。2008年2月，A公司与C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A公司转让其全资子公司B公司的90%给C公司，合同价款为1000万元。双方约定，上述股权转让合同经A公司所在地国有资产管理局批准生效。并约定，如上述协议获得批准后，C公司即支付200万元，余款在工商变更登记后5个月内一次付清，逾期按总价款支付10%的违约金。同年2月底，协议获得批准，C公司于3月1日支付A公司200万元。B公司所在地工商局于同年3月20日对B公司的股东变更进行了登记，并予以公告。工商登记5个月后，A公司于同年9月底向C公司催要欠款800万元未果。2009年11月，A公司提起诉讼，请求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在合同领域内，合同解除权的行使属于私力救济，只能由当事人行使，公权力不能介入，解除权的主体是合同当事人而非人民法院。享有解除权的当事人有选择解除合同与否的自由，人民法院不能依职权干预，解除通知由权利人将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送达给对方当事人即可。因而，对原告A公司的合同解除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再如，实践当中解除权行使大量出现在承包合同当中，尤其是发包方以承包方违反约定为由单方解除合同的情形相当常见，一方面发包方利用优势地位动辄随意解除合同，另一方面，承包方往往因对解除合同不满走上诉讼甚至上访之路。而司法实践中对于合同解除的把握也不尽一致，这更使得合同解除权纠纷成为合同纠纷案件中的焦点和难点问题，因此相关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总之，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官对《合同法》第96条的不同理解，导致了不同的判决结果。有些法官认为只要当事人具备了合同解除权，可以直接判决解除合同，而忽略了解除权相对人的异议权;有些法官则认为，法律规定解除合同应当以向对方发出通知的方式进行，不能直接由法院判决解除合同。即使当事人履行了通知程序，合同已经解除，法院可以确认合同解除的后果，也无需判决解除合同。换言之，法院并无判决解除合同的权力，只有对合同是否解除予以确认的权力。因此，直接判决解除合同将面临超越职权的困境。那么，如前所述，合同解除权的行使到底应当包括哪些方式呢?笔者认为，任何一种法律制度的构建都应与其经济基础相适应。我们当前面临的现实情况是市场主体守法意识不强、诚信意识淡薄，一旦发生解除行为时合同双方对解除权人的权利地位及解除效力往往存在较大争议，而使合同这一“法锁”演变成“泥潭”，本应发挥解锁功能的解除行为反而使双方越陷越深、无法自拔。因而，当民事主体的私力救济手段出现局限性时，就需要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公力救济的介入，来避免因权利滥用而引起的交易秩序的不稳定。从这一角度来说，我国立法对于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的规定不宜过于单一。而解决这一路径选择问题的关键在于:首先，要明确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的本质属性;其次，确定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的立法价值目标。
二、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的理论解析
总体来说，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方式其实是一个精巧的机制，应当说，当合同当事人被赋予解除权的同时，也被附加了及时、严格按规定行使的义务。这样做的目的可以保证解除权的正确行使，发挥解除权的作用，它应当具备以下功能:其一，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能够为解除权的运作提供明确的方式方法和步骤、途径，使依法定方式行使权利的民事主体获得法律上的保障力和结果上的确定性;其二，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能够通过对权利人的有效约束，防止权利被滥用，同时防止权利行使不及时;其三，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通过对被解除权人的有效保护，给对方一个平等对话的机会和平台，有利于相对方提出反对的合理意见并得到法律的支持，实现合同主体利益的均衡，避免显失公平结果的出现。总之，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方式是解除权实现的手段，是合同解除权人合法权益实现的机制保障，它直接关系到解除权人利益能否实现。
从各国的立法例来看，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作为权利主体的意思表达方式，总体上可分为明示和默示两种。大陆法系国家中关于合同解除权的行使主要有裁判解除、行为解除、自动解除三种模式，其中前两种模式又被划分为明示解除，自动解除模式则被视为默示解除。第一，裁判解除模式，即通过法院裁判而解除合同。法国是为数不多采用诉讼方式行使合同解除权的国家，法律不允许契约一方当事人因为另一方当事人违反契约而自己取消契约，而必须诉诸法院。这样做的原因是只有在契约被严重违反的情况下，才被允许将其废除，即一方当事人失去了因契约所带来的收益，其承诺已经毫无意义。因而契约的取消不能没有法院的监督，因为取消契约可能导致对另一方当事人相当数量的赔偿费。并且，法院还要审查当时的情况，给予过错的一方当事人以补救时间履行义务是否合适。这些规定体现出《法国民法典》深受罗马法的影响，罗马法中关于契约的形式正义的价值观，体现在合同法中就是合同信守原则，因此要严格限制合同解除权的行使。随着贸易的发展，合同的纠纷也随之增多，繁琐的司法程序以及诉讼成本对非违约方寻求救济、避免损失扩大带来很多不便。同时，将合同解除权视为司法行为的做法存在明显弊端，这种方式给当事人带来交易上的不便，并使当事人之间的交易关系极不稳定。[2]因此，《法国民法典》也有例外规定:关于商品及动产的买卖，逾协议期限买受人未受领其买受物者，为出卖人的利益，不经催告，买卖即当然解除。
第二，行为解除模式，也可称为通知解除模式，即通过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来行使合同解除权，享有解除权的一方将解除合同的意思送达给对方当事人就发生解除合同的效力，目前多数国家采用这种模式。《德国民法典》第349条规定:解除合同，应以意思表示向另一方当事人为之。第351条规定:合同一方或另一方为数人时，只能由其全体或者对其全体行使解除权。解除权对解除权人之一消灭时，对其他解除权人亦随之消灭。第352条规定了债务人的抵销可使另一方的解除无效。第353条规定了支付解约金解除合同的两种情况。
第三，自动解除模式，是指只要符合解除条件，合同自动解除，而不以当事人意思表示行为为必要。日本法采纳了此种模式。《日本商法典》第525条规定:当解除条件具备时，合同当然、自动解除，无需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这种方式虽然可以迅速导致合同的解除，但没有充分考虑到当事人的意志，特别是没有充分考虑到有解除权一方的利益。例如，享有解除权的一方可能并不希望解除合同，而是希望对方继续履行，若采用自动解除方式，则不管解除权人是否愿意都要导致合同解除。[3]而《日本民法典》第540条却明确规定:(1)依契约或法律的规定，当事人一方有解除权时，其解除以相对人的意思表示进行;(2)前款的意思表示，不得撤销。根据该法第541条、第542条的规定，因履行迟延，应经催告后不履行的，才可以解除契约;定期不履行不能达到契约目的的，可以不发催告，即行解除契约。第544条规定了解除权的不可分性，基本上采纳了《德国民法典》的做法。可以看出，日本法虽然认可自动解除模式，但也是以行使解除权的解除行为为一般规定，以自动解除为特殊规定。
通过对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的功能分析和对各国立法例的比较考察，我们发现合同自由与国家干预反映着合同法所具有的不同功能和价值。合同自由的价值取向是鼓励交易，侧重效率;国家干预的价值取向是保障交易安全，侧重社会公平。不难发现大陆法系各国对于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的立法价值目标均首要选择了安全价值，由此也决定了解除权的行使方式以明示为主。因为合同成立即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特定权利义务关系，即债的经济关系。这种债的经济关系就在于确认债务人负有给付义务，债权人有要求给付，实现其特定利益的权利。在合同没有履行或履行完毕之前，根据约定或法律规定，当事人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解除权一经产生，原来因为合同而建立的经济关系即受到影响，即不仅债务人“可能”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债务而致债权人利益不能期待实现，而且债权人即解除权人也“可能”不再接受债务人的给付。而双方都是“可能”而不是“必然”，从而使得原来的经济关系处于不稳定的状态，直接影响了交易安全。合同解除权行使制度的建立正是为了消除这种不稳定状态或不安全状态，因此，如果行使解除权采用默示方式的话，就是用一种不安全的方式去解除已经存在的不安全状态，如此是不可能实现合同解除权行使制度的目的。
在这三种模式中，合同解除权行使的最优方式是什么?自动解除具有经济、快捷的优势，体
现了合同法的效率价值，但却有危及交易安全的风险，使合同法的安全价值目标难以实现。明示解除行为虽相对于默示解除来说不便捷，但却有利于交易安全。归根结底这是立法价值的选择问题，也可以说是合同法安全价值与效率价值的平衡问题。自动解除模式使合同解除迅速便利，但却没有充分考虑解除权相人的利益，且易发生争议，有利于交易便捷，但不利于交易安全。裁判解除模式有利于维护债权人的利益，对保护交易安全有重要意义，不足之处在于不够便捷。行为解除模式则能够充分考虑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同时强调交易的安全和便捷，正因为如此，这种合同解除模式被大多数国家所采用，也为我国立法者所认可。
三、对我国通知解除合同模式的理论解析
依据《合同法》第96条规定可以看出，我国采取的也是行为解除模式，由于解除行为主要是以各种形式的通知来完成的，所以通常又把行为解除模式称为通知解除模式。无论在约定解除还是法定解除的情形下当事人都可以采取通知的方式行使解除权，在通知到达对方时合同便告解除。在对方未对合同解除表示异议的情况下，无须由法院或仲裁机构介入来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这也充分反映了解除权作为形成权的法律性质。目前各国对于以通知方式来行使合同解除权已没有多大争议，但对于通知形式的要求却缺少进一步的明确规定。而在学说解释上，提起解除合同并请求恢复原状或损害赔偿的诉讼、对对方的履行请求之诉提出抗辩，也可以构成解除的意思表示。[4]司法实践中一般的作法是要求解除权行使一方能够证明对方确实收到了合同解除的通知，由于通知可能采用书面、口头等多种形式，这就又给司法实践在认定通知是否到达问题上带来了一定困难。
第一，关于口头解除通知。口头解除通知的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其隐患在于后期举证困难，容易引发损失扩大。口头形式是指当事人通过语言为意思表示而解除合同的行为，而不是以文字等书面形式完成合同解除的形式。目前，我国有很多学者赞同解除通知采纳口头形式，认为口头形式的优点表现为简便易行、快速简洁、成本较低，既然法律并未明确规定解除合同必须采哪种形式，那么只要当事人可以适当地运用，并有利于合同的解除，就都可以采用。对此观点笔者并不赞同，理由是:其一，口头形式虽具有便捷的特点，但很明显，口头形式追求的是合同法的效率价值目标。但过分追求效率却不利于交易安全;其二，口头形式缺乏文字依据，当发生法律纠纷时往往又会因解除权人缺少已经行使解除权的证据，使其利益遭受不必要的损失。所以，笔者认为在我国目前的市场发展情况下，以口头通知解除合同的情形下，必须同时做好现场鉴证等相关事宜。
第二，关于公告解除。《合同法》第11条对合同书面形式的内涵做了明确的界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因而，笔者认为当事人在行使解除权时也同样可以信函、传真、电报和电子邮件等任何适当的方式进行。但有观点认为:“对通知的形式，合同法未作特殊的要求，因此它可以包括国际上惯用的声明、要求、请求”这就意味着公告、声明、登报启示等形式在一般情况下可以成为通知所采用的方式。从法理上来说通知应当是特定的人将事项告诉另一特定人的行为。所以说，通知不同于以不特定的社会公众作为相对人的公告、店堂声明、告示等。行使合同解除权的通知应是对特定人的告知，是合同相对性的体现。另外，若解除权人采取公告、声明、登报启示等形式进行通知，对权利人来说既没有节约交易成本也不简便，而对于相对人来说，也可能会因为没有及时看到通知而继续为履行做准备，当准备履行合同时才被告知合同早已解除，由此可能会给相对人造成损失。这样既违背了合同解除权行使程序安全价值目标，又违背了合同解除权行使制度所追求的利益衡平的根本宗旨。因此，对于通知的书面形式，笔者不赞同将公告、声明、登报启示作为书面形式的内涵而包括进去。但可将其作为例外予以单独规定，如因相对人下落不明时，人民法院则可选用公告、声明、登报启示形式做出解除的通知。
第三，关于解除通知的生效。解除合同的通知自到达相对人起生效。解除权作为形成权，它不需征得对方的同意，仅凭单方的意思表示就可以发生预期的法律后果。因而，对于解除通知的生效时间的界定十分重要，这关系到合同效力何时归于消灭的问题。对于通知的生效时间，按英美法系国家的对价理论，在英美法系采纳的是“发信主义”原则，即允诺一经发出，即产生效力。按此推理，解除通知应以解除权人发出的时间为解除通知生效时间。但在大陆法系国家，包括我国在内，均采用“受信主义”原则，即到达生效，也就是说解除通知的生效时间为到达解除权人相对人的时间。笔者赞同解除通知采纳到达生效原则，解除通知以到达收件人所能控制的范围内为准。具体来说，书面通知以送到收件人的营业地或通讯地址时视为到达;采用数据电文形式的通知，若收件人指定系统接受数据电文的，该数据电文进入特定系统的时间视为到达时间。若未指定特定系统，该数据电文进入收件人的任何系统的首次时间为到达时间。此外，相对人可以亲自接受通知，也可以授权给第三人接受通知，因而通知到达享有代理权的代理人时也应视为到达，进而产生解除的效力。
总之，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方式其实质是解除权人的意思表示方式。《合同法》第96条对于解除的意思表示的方式未作特别限定，既赋予了享有解除权的一方当事人解除合同的便利，又赋予了另一方对解除通知提出异议的权利，从总体上看是比较完备的。
四、对我国诉讼解除合同模式的理论解析
应当说，通知解除对解除权人来说是一种极其便捷而有效的救济措施，是否行使解除权以及何时行使解除权，完全取决于权利人自身的意思表示，但如行使不当则极易导致权利的滥用，最终造成对方当事人的重大损失。通过前面对各国立法例的比较考察我们看出，法国正是为了避免权利滥用行为的发生，才强调合同解除权的行使必须通过诉讼的方式。行使合同解除权的诉讼方式有时也简称为司法解除，合同解除权的行使不能仅由当事人的意志决定，需要通过司法程序对其进行审查、确定。司法解除有助于避免解除权人滥用解除权，但却不利于解除权人运用解除权实现解除合同的目的，及时从合同中解脱以避免更多损失的目的，使解除权之功能发挥大打折扣，因而现今大多数国家都趋于采取通知解除的模式。以司法解除为代表的法国，为了克服司法解除的弊端，也开始规定了解除权行使程序的特殊情形及例外，[5]这种做法与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相比已经比较接近了。那么，我国立法是否应当采纳诉讼解除这种权利行使方式呢?
根据《合同法》第96条规定，我国立法对于通知解除和诉讼解除这两种形式其实都给予了肯定，目前学术争论的焦点问题是:合同解除权人是否可以不履行通知程序而直接起诉要求解除合同或确认合同效力?对此主要的学术观点有两种:肯定说和否定说。持肯定说观点的学者认为，应当支持解除权人通过诉讼的形式行使解除权，这样可以避免解除权人滥用权利，实现合同法的安全价值。否定说不支持解除权人通过起诉来解除合同，其认为“解除通知是当事人以自行通知的方式进行，进而排除了裁判机关的介入和参与;只有相对方可以提起解除合同异议之诉。”对诉讼解除持否定说的学者大多是以《合同法》第96条之规定[6]为论证依据的。持否定说观点的学者认为，如果允许解除权人通过起诉的形式行使解除权，就违反了《合同法》第96条之规定。理由是:“其一，该法只规定了由合同解除权人以通知的方式解除合同，按照法律的反向解释法，不得由裁判机关解除合同;其二，该法规定相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按照反向解释，解除权人无权提起合同解除形成之诉，也无权提起合同解除确认之诉，关于解除合同效力的诉讼只能由相对方提起。”[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