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运输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长途客运安全管理工作的紧急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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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济南市人民政府


济南市淡水渔业管理办法
济南市人民政府



第一条 为保护、增殖、开发和合理利用渔业资源，维护渔业生产秩序，保障渔业生产者的合法权益，促进渔业生产的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和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市水域从事养殖、增殖、采捕水生动物、水生植物等渔业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市农业局是本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市渔业的管理工作。县（市、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渔业管理工作。
市、县（市、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具体承担渔业行政执法工作。
市、县（市、区）水利行政主管部门在同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下，负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水库渔业工作。
公安、环保、土地、财政、物价、工商、交通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配合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做好渔业管理工作。
第四条 本市对渔业生产实行养殖为主、合理捕捞、积极增殖的方针。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渔业生产的领导，逐步增加对渔业科学技术研究的投入，把渔业生产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认真组织实施。
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健全渔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做好渔业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工作。
第五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充分利用湖泊、河道、水库、坑塘、涝洼地、废窑坑、塌陷地、地热水、工业余热水等各种适于养殖的水面、滩涂发展养殖业。
鼓励单位和个人投资或者引进外资从事渔业综合开发。
第六条 对在新开发的荒地、荒水面从事水产养殖的单位和个人，从有收入的年份起可按规定免征一至三年农业物产税。
进行水产原（良）种、新品种培育试验的科研机构可按规定减免农业特产税。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收取的承包、租赁、转让和拍卖宜渔荒地、荒水面使用权的资金，专项用于渔业基础设施建设。
第八条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水产种苗、病害防治、渔药生产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搞好水产技术推广和服务工作。
第九条 对在保护渔业资源，发展渔业生产、从事渔业科学技术研究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和检举或者查处违法行为有功的单位和个人，由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给予精神和物质奖励。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将规划用于养殖业的水面，确定给单位和个人从事养殖生产，核发养殖使用证，确认使用权。
养殖使用证由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核发。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水利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的国有水库，除省、市政府确定为饮用水源地的外，应当确定给水库管理单位从事养殖生产。
第十二条 使用国有水面、滩涂从事渔业养殖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照养殖使用证规定的用途、时限进行生产。无正当理由未在养殖水域投放苗种或者放养量低于当地同类养殖水域平均放养量的60％的，视为荒芜。荒芜满一年的，由发证机关按当地同等条件养殖水面当年总产值
的百分之十收取荒芜费，并责令其限期开发利用；逾期仍未开发利用的，吊销养殖使用证。
收取的荒芜费交同级财政，用于渔业资源保护管理和渔业资源的开发利用。
第十三条 国家建设征用已利用养殖的水面，用地单位办理用地手续前，应征得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同意。
严格限制征用，城市郊区的水产养殖基地，确需征用的，征用单位除按征地标准补偿外，还应当参照征用菜地的办法缴纳开发基金，用于养殖基地建设和渔业开发。
第十四条 对以经营为目的的水产种苗的生产，实行水产种苗生产许可证制度，水产种苗生产许可证由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每年审核一次。
未取得水产种苗生产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不得生产、销售水产种苗。
第十五条 从外省、市调进和在本市销售水产种苗的，必须经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检疫，未取得水产种苗检疫合格证的，不得销售推广水产种苗。
第十六条 凡在本市湖泊、河流、水库等进行捕捞天然生长及人工增殖的水生动物、水生植物的单位和个人，必须经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培训合格并申领捕捞许可证后，方可作业，并按规定交纳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
外地来本市从事捕捞作业的，须持该地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介绍信到捕捞作业地的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申领捕捞许可证。
捕捞许可证实行年审制度。
捕捞许可证不得涂改、买卖、出租或者以其它形式非法转让。
第十七条 禁止出售、收购受国家保护的珍贵水生动物。
禁止生产、销售禁用的渔网及其他禁用的渔具。
禁止有省、市政府确定为饮用水源地的水库内从事投放饲料方式的养鱼。
第十八条 为保护渔业资源，在本市水域禁止下列活动：
（一）炸鱼、毒鱼、电力捕鱼和用鱼鹰捕鱼；
（二）在禁渔区、禁渔期进行捕捞；
（三）使用禁用的渔具和捕捞方法以及使用小于规定最小网目尺寸标准的渔具进行捕捞；
（四）向渔业水域排放、倾倒不符合国家渔业水质标准的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废渣、垃圾和其它污染物质；
（五）在养殖水域内清洗、浸泡有毒器皿和有害渔业资源的其它物体。
第十九条 经批准在河流、湖泊、水库等渔业水域附近进行工程建设的，应当同时建设防治污染及保护渔业生态环境的配套项目，并事先征求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
第二十条 在渔业水域周围的农田施用农药、化肥或者因卫生防疫、驱除病虫害等需要向渔业水域喷洒药物时，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渔业资源。
第二十一条 水库应保持鱼类生产需要的最低水位，最低水位线按管理权限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在最低水位线以下必须用水时，须经最低水位线的确定机关批准；用水单位给渔业生产造成损失的，应当给予经济补偿。
第二十二条 对违反本办法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予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以罚款、责令赔偿损失、没收渔具、吊销许可证等行政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拒绝、阻碍渔政监督管理人员依法执行公务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的，或者偷窃、哄抢、故意损坏渔具、渔船、渔获物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进行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当事人对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向人
民法院起诉。期满不申请复议也不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五条 渔政监督管理人员执行处罚时，必须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票据，罚没收入缴同级财政。
第二十六条 渔政监督管理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7年8月27日
刑事诉讼案件公开的反思与重构


关键词: 刑事诉讼/公开/司法独立
内容提要: 尽管法律文本对刑事诉讼案件公开已有初步的规定，但是因为其尚不完善，导致司法运行中产生了诸多问题。其严重后果是影响了法官的独立决断和对嫌疑人的权利保护。要改变当前法官在审判中的尴尬境地，应当构建比较健全的刑事案件公开机制，保障公众权利与司法裁判之间的合理界限。


因为刑事诉讼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的相对封闭性，决定了立法确立的刑事诉讼公开主要是指审判阶段的公开。但是“行动中的法”并不总是因循守旧，文本中的法总会被不断突破。[1]（P39）审判公开之外，刑事案件信息由于种种原因被不当公开，使得尚未定论的司法话题不恰当的演变为了公众话题。刑事司法运作中，案件信息公开呈现混乱状况：一方面，公众意见借助网络、电视、手机、广播、报纸等等现代社会各种及时、高效、无孔不入的信息传播介质，浸入司法的运作过程，导致案件审理法院和办案法官常常处于法律和公众意见的夹缝中艰难决断；另一方面，在此背景下新闻监督权和公众话语权的不当行使，也受到了来自司法领域和法学领域的责难。

一、研究的问题

刑事案件的审判过程让公众与媒体知悉，被称为审判公开。审判公开是各个国家刑事案件信息公开机制的主要内容甚至是唯一内容。但现实中的刑事案件信息公开出于抚慰受害者、教育公众、社会治理以及新闻报道的需要，在审判公开之前、之外，已经被部分地公开了，从而客观上为公众在案件判决前，提供了知悉案件信息的途径。然而，公众通过媒体对司法审判态度的表达，一方面起到了对司法活动进行监督的作用，例如对缺乏程序正义的诉讼过程的不认同，使办案法官不堪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从而依法审判；而另一方面，在媒体引导下或者说公众通过媒体对司法判决的不适时、不恰当表达，以及公众在不了解法律规定和案件事实的情况下，仅凭一时感情而对案件是非对错进行的评价，却会极大影响法官正常办案。

随着刑事犯罪的专业化和随之而来的案件的复杂化，加之公众的法律知识和法官的知识并不总是完全重合，而是存在一种知识集合上的“相交”关系，导致不同知识背景下两种不同认识之间的误会，可能会进一步加深。在移植法背景下，这种误会得到再次放大。正如有学者指出：“司法判决与公众认同之间存在着距离和冲突，归根到底是由于司法现代性进程中移植过来的法律制度和运作模式与人们日常生活场景之间的整合出现了断裂。”[2]（P32）作为一个常识：拥有不同知识的两个群体，对同一问题一般情况下很难达成共识。这时与其说公众意见对刑事司法在起监督作用，不如说公众意见已经极大影响了法官对案件的独立决断。

1966 年，时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克拉克（Tom C．Clark）在 Sheppard（注：这里有必要对 Sheppard 一案进行简要交代：塞姆·谢泼德（Sam Sheppard）是俄亥俄州的一位著名外科医生，1954 年因涉嫌棒杀已有身孕之妻而被捕。他自称无辜，辩称其妻之死乃是外人入室将他击昏后所造成。此案公开后，立刻引起全国和地方各媒体的极大关注，有关评论和报道随即铺天盖地而来。在谢泼德被捕前，各报纸就认定他犯有谋杀罪。一篇社论题为“为何警察不侦讯首要嫌疑人？”要求将谢泼德拘押在警察局进行询问。另一篇社论则质问“为何不把谢泼德投牢入狱？”于是，谢泼德被逮捕并被指控犯有谋杀罪。其后，各种形式的媒体仍继续鼓噪。例如，“邻居揭露谢泼德有‘性伴侣’”，“车库发现血迹”，“警方宣称发现谋杀罪新证据”，等等，诸多报道与评论频频出现在有关媒体上。而对于庭审过程，媒体亦紧追不放。记者、照相机、摄像机充斥法庭，在选定陪审员、举证及认定事实等方面，媒体极力施加影响。主审法官为了竞选连任而放之任之，未采取任何措施保护陪审团的判断不受干扰。此种情形一直持续至有罪判决做出后方才停息。谢泼德以审判过程被严重干扰为由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当时最高法院驳回了上诉。在依人身保护令（habeas corpus）获得联邦法院重审其案之前，谢泼德已在俄亥俄州的监狱里度过了十一年的时光。若干年后，谢泼德的上诉审律师向联邦最高法院提交了五卷载有倾向性内容的剪报，以作为谢泼德受公平审判权利受到侵害的证据，See Ronald L．Goldfarb，TV or not TV：television，justice and thecourts ，1998，NY：New York Univ. Press，p．10。1966 年 Sheppard 一案得到重新审理，但是这一次审判宣告谢泼德无罪释放。几年后谢泼德去世。See Sheppard v．Maxwell，384U．S．333（1966）.）一案的判决中写道：“正当程序原则给予被告获得不受外界影响的公正陪审员审理的权利。鉴于现代传媒的煽动能力和将陪审员与有倾向性的报道隔绝开来的困难，上诉法院有责任对审判情形作出独立的评价。若是审前的倾向性报道有合理的理由认为可能损及公平审判，法官应当延期审理（continuance）直至影响减弱，或将案件转移到另一未受传媒沾染之地区进行审判（change ofvenue）。另外，将陪审团与外界隔绝开来（sequestration of the jury），也是法官本应根据辩护律师的建议而采取的措施。如果审判活动被公开报道而可能失去公正，应令重新审判。但是，我们应记住推翻判决只是治标之道；有效措施乃是那些将偏见消除在萌芽状态之中的措施。法院必须采取如此措施以保护其秩序不受外界不当之干扰。检察官、辩护人、被告、证人、法庭工作人员或执行官员皆不得影响法院的此种保护功能。”（注：See Sheppard v．Maxwell，384U．S．333（1966）.）

公众意见干预司法程序的情况客观存在，其产生的强大影响力我们难以想象，但是刑事办案人员尤其是法官（注：法官代表国家对案件的权威性裁断，代表了一个刑事司法程序的完结。而在判决作出前案件信息不当公开所造成的消极后果，都要由法官来消解。）却在切身感受着这种难以抗拒的力量。产生这些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刑事案件公开本身，因为让诉讼尽可能地在阳光下进行已是人们的共识，问题在于刑事案件信息被不恰当地公开了。可以说，整个刑事案件公开机制由于缺乏规制，已使司法活动陷入了困境。

二、中国刑事诉讼案件公开：文本与现状

在刑事诉讼案件公开方面，我国《宪法》、《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都作了初步的规定，但从实际运行来看，依然存在诸多问题。

（一）法律文本粗疏

刑事案件公开机制是刑事诉讼中的重要制度设计，我国关于刑事案件公开机制的立法在宪法、刑事诉讼法中都有所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25 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11 条也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一律公开进行。另外，2007 年 6 月 4 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审判公开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也进一步规定了审判公开问题。但是《意见》中对一些问题的规定仍然较为原则，并不易操作。如《意见》第 22 条规定了有权决定裁判文书公开的人民法院和具体的公开方式：“各高级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本辖区内的情况制定通过出版物、局域网、互联网等方式公布生效裁判文书的具体办法，逐步加大生效裁判文书公开的力度。”笔者通过可以掌握的各种检索途径，没有发现高级法院制订的公布生效裁判文书的具体办法。

从以上的立法规定中也可以看出我国的刑事案件公开主要是指审判阶段的公开，而关于刑事诉讼中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和庭审前的准备阶段等其他阶段的案件信息的社会公开并没有做出规定。审判公开是以公开审理案件为核心内容的。更具体些讲，指的是庭审公开和宣判公开。这也被我国学者界定为刑事诉讼的“审判公开”原则。[3]（P86）审判公开本身作为彰显刑事司法正义与司法透明的制度设计无疑是司法进步的标志。但是，立法规定的审判公开满足不了大众和新闻媒体对案件知悉欲求的需要，更无法涵盖司法实践中案件信息在审判前已经公布于世的事实。当我们进一步追问，案件具体在何时公开？ 由谁来公开？ 不同案件究竟以何种方式公开？ 庭审之外法官是否可以对案件发表意见？ 法官能否向媒体谈论自己关于案件的看法？ 庭审公开和宣判公开指的是哪一级人民法院的庭审和宣判要公开？ 在二审法院对案件正在审判中，一审法院就案件的细节能否公开？ 对这些问题，我们发现少有可以操作的依据可循。即便是对审判公开进行了相对较为细致规定的《意见》，也不能解开我们的疑惑。

（二）司法运作失范

法律规定的不完善，必然要映射为比较混乱的现实运作。我国法律所规定的审判公开在实践中存在不少问题。

1. 形式大于实质的审判公开。首先庭审公告很不规范，很多案件没有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公告，公众无从知悉案件何时开庭，就无法旁听案件审判；其次以笔者大量观察来看，未经法庭允许的记录、拍照、录音、摄像，一般会被法警与法官即刻制止。而申请对案件进行新闻报道需经级别较高的部门批准（注：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审判公开工作的若干意见》第 23 条规定：“通过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对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案件进行直播、转播的，由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后进行。”由此可见，对新闻媒体的报道，设置了较高的门槛，法院本身还是持很谨慎的态度。）。近些年公众能在电视等相关媒体上看到的“庭审直播”都是进行了相当细致的准备，并且大多属于“形象工程”，因此通过法律规定的“审判公开”这一合法、正规渠道，大众与新闻媒体往往很难获得有价值的案件信息。另外，即便是实践中各地法院推行的审判公开后的裁判文书公开，也存在不少问题。笔者通过与众多法官的交流获得了一个基本的判断：基于种种因素的考量，裁判文书公开承担的政治功能多于司法功能。哪些裁判的文书可以向社会公开，哪些不能公开，都由法院根据各个案件不同情形定夺。

2. 审判公开之外的“公开”更是混乱。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案件检察院还没有提起公诉，公安部门的相关人士出于种种考虑便接受了媒体采访；当事人为了争取对己有利的舆论环境，而“极富智慧”地向媒体透露案情；新闻媒体为了“吸引眼球”，借助其无孔不入的组织和关系网络迅速获取案件信息进行报道；诸多的案件甚至还没有判决，已经成为了民众街头巷尾的热议话题。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一些主流媒体甚至对一些案件的有罪无罪、罪轻罪重进行公开讨论和投票表决。例如备受公众关注的许霆盗窃案，在判决还未做出时，借助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介，尤其是电视和网络的传播，几乎使许霆案家喻户晓（注：这其中有很多电视台进行的关于许霆案的讨论节目，如中央电视台十二频道的《大家看法》栏目，更是请来了国内知名的刑法学专家、律师、评论家等专业人士对案件进行讨论。参看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CCTV12）2008 年 3 月 1 日的《大家看法》栏目：《许霆案的法内法外》。中央电视台的这次节目是在 2008 年 1 月 14 日，广东省高院以事实不清为由将该案发回重审之后，2008 年 3 月 31 日广州市中级法院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之前这一关键时期进行的，鉴于央视在中国新闻媒体中绝对的权威地位，我们很难说，办案法官会不受节目内容影响。在该栏目开始时主持人说：“假如有这么一台自动取款机，你取一千块钱它就给你一千块钱，但是你的账户上却只扣一块钱，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会怎么办呢？ 有一个叫许霆的青年就碰到了这样的事情，他的选择是不停地取钱，取了 171 次，一共拿了 175000 块。他这么做的后果被一审判了无期徒刑。不过这个案子前不久又被发回重审，最终的结果还没有出来。而他那段‘荒唐’的自辩让很多原本支持他无罪的网友都倒戈了。”这段文字也是央视国际网站该栏目的内 容 简 介。具 体 请 见 http：/ /space．tv．cctv．com/act/video．jsp？videoId = VIDE1204376069652891，最后登录时间 2010 年 12 月 10 日。）。

3. 公众意见的作用力进入审判场域，成为法官无法摆脱的“案外因素”。刑事诉讼程序的完结是以案件判决生效并交付执行为标志的。在法官还没有做出判决，正在对案件材料进行梳理的过程中甚至还根本没有接触案件时，案件的部分案情即见诸媒体，实属违背法理。先通过媒体而不是法庭和案卷了解案件，这难免会对法官心证的形成产生先入为主的影响，使审判流于形式。尤其是当公众对案件的是非曲直已经形成了绝对性的倾向时，法官的裁判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已经形成的社会成见的影响。而要使法官作出与公众意见相悖而忠于法律的判决，在司法实践中，至少是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法院和法官将承受来自方方面面的巨大压力（注：这种压力既来自舆论，也可能来自上级和相关部门对压力的再下放与强化。）。更为严重的情形是，法官有时对舆论信息的接触甚至是主动的、兴奋的，[4]（P19）已经形成了审理案件先看舆论导向，见风使舵、明哲保身的不良司法“惯习”，严重侵蚀了司法的独立性。

三、案件不当公开对司法活动的消极影响

为什么法律规定的只有在审判时才能公开的案件信息在审判前就可以被公众所知悉？ 公众的意见是如何影响法官审判的？ 重压下的法官如何扮演居中裁断者的角色？

（一）案件不当公开的途径

1. 新闻的本质属性就是不断寻奇求新，发现新闻点。愈是新奇的、重大的事物愈能引起新闻媒体的关注，以迎合大众的猎奇心理。新闻媒体借助其无孔不入的组织网络可以在第一时间迅速获取案件信息。求新求奇的特点也会使新闻偏离对事实进行客观全面的报道，而放大有益于吸引眼球的细节。

2. 因为“媒体曝光”已成为很多案件最终得到解决的契机，被媒体关注过的案件也会受到司法机关的关注，这也正是人们利用了司法机关办案不得不考虑舆论压力而进行的“极富智慧”的行动选择。因此很多案件在进入司法途径解决之前就已被新闻媒体捷足先登而见诸报端了。这样一来，很可能还未被司法机关立案的案件，已经受到公众的极大关注并进行过充分讨论。但是因为新闻的视角和标准与刑事司法的判断标准之间存在差异，无疑使司法机关办案处于尴尬境地。

3. 因当事人担心法院不能严格适用法律，在法院审判的同时就同步让媒体曝光，接受媒体采访以扩大影响，争取舆论支持。这类情形往往是当事人在庭审前法院开展准备活动期间，借助媒体的强大影响力给法院施加压力，以创造舆论环境，争取有利于自己的判决。这无疑将法院置于法律和舆论的夹缝中艰难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