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出租和抵押管理实施办法
陕西省榆林市人民政府
榆林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出租和抵押管理实施办法
榆林市人民政府令
第4号
《榆林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出租和抵押管理实施办法》已经榆林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计论通过，现予以公布，自2002年2月1日起施行.
市长：王登记
二00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榆林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出租和抵押管理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维护土地市场秩序，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和《陕西省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办法》等法律法规，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榆林市行政区域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出租、抵押及终止制度。地下资源和城市市政公用设施除外。
土地使用权的出让、转让、出租、抵押工作由所属土地管理部门依照本《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组织和个人依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本办法，取得土地使用权，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土地使用者开发、利用、经营土地活动，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符合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第四条 市、县人民政府对土地使用权实行统一规划、统一征用、统一开发、统一出让、统一管理。政府垄断一级市场，放开搞活二、 三级市场，逐步实行土地储备制度，进行土地价格宏观调控。
第五条 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出租、抵押、终止，涉及地上建筑物和其他附着物的登记，由市、县土地、国有资产管理、房产管理部门按照职能分工和本办法规定分别办理。
第六条 市、县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本办法对土地使用权的出让、转让、出租、抵押、终止实施登记，并进行监督检查。
第七条 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 出租、抵押均应签订书面合同并办理公证。出让合同由市、县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与土地使用权受让方签订。转让、出租、抵押合同由双方当事人签订。
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统一使用国土资源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文本。
第八条 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应编制年度计划，并纳入当年用地计划指标，经市人民政府审核，按审批权限办理。
第二章 土地使用权出让
第九条 土地使用权出让，是指市、县人民政府代表国家将国有土地，以指定的地块、用途、年限和其他条件，供土地使用受让人开发、利用和经营，由受让人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行为。
第十条 凡在我市区域范围内的各类建设用地，除下列情况可继续实行划拨外，其余都必须实行出让方式供应土地。
１、党政机关和军事设施。
２、城市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
３、国家重点扶持的能源、交通水利项目用地。
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用地。
第十一条 土地使用权的出让，由市、县人民政府负责，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市、县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拟定方案，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的审批权限报经批准后，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实施。
土地使用权出让方案应包括出让地块面积、位置、界址、用途、出让年限、建设规划要求、出让底价、出让方式等内容。
受让人如不能按期开发、不按规定用途使用或土地闲置时间超过两年的，市、县人民政府有权依法收回土地使用权。
出让土地使用权涉及到集体土地，采取先征用再出让方式进行。
第十二条 土地使用权出让最高年限按下列用途确定：
l、普通标准住宅用地70年。
2、工业用地50年。
3、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用地50年。
4、商业、旅游、娱乐、别墅用地40年。
5、综合用地或者其他用地5 0年。
第十三条 土地使用权出让除工业、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用地实行协议出让外，其他商业、金融、娱乐、旅游、服务、房地产开发等经营性用地，一律实行招标、拍卖的方式出让。
第十四条 出让土地使用权的地价，由市、县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测算，经市、县人民政府审核并报经市人民政府批准。
基准地价根据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和市场变化定期修改。
出让土地的底价，按照基准地价、市场行情、地块用途、区位、形状、土地收益、以及国家和本区产业政策、地质使用年限和其他因素评估， 出让底价在出让前不得公开。
第十五条 土地使用权出让前，出让人应提供下列资料：
l、地块位置、面积、四至范围、基础设施、地面现状等有关资料。
2、土地的规划用途、建筑容积率、密度、空间、容量限制。
3、建设项目的完成年限、必须投入的建筑费用和发展面积的最低限度。
4、环境保护、绿化、卫生防疫、交通、消防、抗震和市政公用设施等要求。
5、出让的形式、年限、 出让金的付款方式及要求。
6、受让人的义务和法律责任。
7、需提供的其他资料。
第十六条 协议出让土地使用权程序：
1、受让人向出让人递交《用地申请书》、法人资格证明和资质证明；
2、出让人收到《用地申请书》后十五日内给予答复；
3、符合条件的，预期受让人接到答复后，应在十五日内向出让人递交土地开发建设方案；
4、出让人待土地开发方案审查同意后，与受让人协议签订出让合同。
协议出让土地使用权，由市、县人民政府根据有关法规和基准地价合理确定出让金，除国家另有规定外，出让金最低不得低于出让底价。
第十七条 招标出让土地使用权程序：
l、 出让人发布招标公告或《招标邀请书》，并按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提供有关资料；
2、投标者购买招标文件；
3、投标者编制投标书，按规定时间、地点，密封报送出让人，并按基准地价l0％计缴保证金；
4、由评标委员会公开招标、验标和决标，由公证机关出具公证书；
5、评标委员会签发《决标意见书》后，由出让人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对未中标者三日内退还保证金(不计息)：
6、中标人收到《中标通知书》后，在约定时间内与出让人签订出让合同。出让合同应当办理公证。
中标人在约定时间内不与出让人签订合同的，视为弃标，其交纳的保证金不予退还；出让人不按约定时间与中标人签订合同的，如数退还保证金，并应当赔偿中标人的经济损失。
第十八条 拍卖土地使用权程序：
1、 出让人在距拍卖前三十日发布土地使用权拍卖公告；
2、竞买者持法人或者自然人的身份证明、资质证明等，在规定时间内向出让人购买拍卖文件，按基准地价10％缴纳保证金：
3、出让人主持拍卖，宣读拍卖规则，介绍出让地块概况，公布起价及竞价方式，公开叫价，竞买者举牌应价，出价最高者即为受让人；
4、土地使用权拍卖，应有公证机关参加并出具公证书；
5、出让人当场与受让人签订出让合同。出让合同应当办理公证。
受让方在签订拍卖出让合同时，不能当即交付定金的，视为违约，保证金不予退还，并应赔偿拍卖活动支出的全部费用和该幅土地三个月以内再行拍卖所得的出让金低于前次拍卖的差额部分。
竞买者最高应价低于拍卖底价的，拍卖主持人有权中止拍卖。
第十九条 出让合同签订后，受让方必须按合同约定的时限、条件和用途开发利用土地。受让方在出让期内， 需要改变出让合同约定的土地用途的，需经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审核批准，重新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调整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并办理登记手续。
第二十条 土地受让方在支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后，应当依照规定办理登记，领取土地使用证，取得土地使用权。
第三章 土地使用权转让
第二十一条 土地使用权转让，是指土地使用权人将土地使用权通过出售、交换和赠与等方式再转移的行为。
第二十二条 土地使用权转让，其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所有权随之转让。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所有权转让时，其使用范周内的土地使用权随之转让，但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作为动产转让除外。特别建筑物和市政公用设施不得转让。
土地使用权转让时，应当依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原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和登记文件中所载明的权利、义务随之转移。
第二十三条 经市、县人民政府审核，对经济效益不好，但占据城镇繁华地段或有明显区位优势的工商企业，可有偿转让土地，转让金可作为企业技术改造注入发展资金。也可异地搬迁改造或以土地入股，与其他单位联合开发建设，清理闲置土地，提高土地利用率。
第二十四条 转让土地使用权，转让人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1、具有市、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国有上地使用证》，有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的，还应有相应的权属证书；
2、具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转让合同，再次转让的还应有前一次转让合同；
3、已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条件利用土地的；属成片开发经营的土地，形成了建设用地必备的基础设施和其他条件。
第二十五条 土地使用权转让双方当事人应当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并办理公证。合同中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1、转让人和受让人名称、地址以及法定代表人的姓名、职务；
2、转让地块的位置、面积、用途、规划设计条件；
3、土地使用年限；
4、投资开发期限；
5、在规定期限内的开发程度：
6、转让金额、币种及结算方式；
7、双方违约责任；
8、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
9、订立合同的日期和地点；
1 0、其他需要约定的事项。
第二十六条 土地使用者通过转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其使用年限为土地使用权出让(或转让合同)规定的使用年限减去原土地使用者已使用年限后剩余年限。
第二十七条 同一建筑物、其他附着物分割转让时，转让后的各产权所有人享有相应比例的土地使用权。
第二十八条 土地使用权转让价格低于市场指导价格的，市、县人民政府有优先收购权。
第二十九条 土地使用权转让时，双方应在签订转让合同之日起二十日内，持原出让合同、转让合同及公证书、《国有土地使用证》、土地评估报告、缴纳国家规定的税、费凭证向当地市、县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更换《国有土地使用证》。
第四章 土地使用权出租
第三十条 土地使用权出租是指土地使用权人作为出租人将土地使用权或随同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租赁给承租人使用，由承租人向出租人支付租金的行为。
土地使用权出租，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随之出租；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涉及国有资产的报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审查备案，其使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随之出租。
第三十一条 土地使用权出租，出租人与承租人应当签订租赁合同。土地租赁合同应当办理公证。
双方在租赁合同签订之日起二十日内，到所在地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出租登记，出租期满或解除租赁关系，双方应在二十日内到原登记机关办理注销出租登记。
第三十二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土地使用权不得出租。
１、未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规定的期限和条件投资、开发、利用、经营土地的；
2、划拨土地使用权未补办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和补交出让金的；
3、没有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所有权合法凭证的；
4、土地使用权或者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所有权有争议的；
5、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镇建设用地范围规划的；
6、租赁合同违背国家有关规定和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
第三十三条 土地使用权出租后，承租人、出租人必须继续履行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合同，承租人、出租人必须继续履行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合同，出租期限不得超过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使用年限内的剩余年限。
第五章 土地使用权抵押
第三十四条 土地使用权抵押指土地使用权人作为抵押人，将其依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向抵押权人作为偿还债务的保证物的行为。
第三十五条 土地使用权抵押时，其地上建筑物、其它附着物随之抵押。地上建筑物、其它附着物抵押时，其使用范围的土地使用权随之抵押。
第三十六条 土地使用权抵押，抵押人与抵押权人应当签定抵押合同。土地抵押合同应当办理公证。
抵押合同不得违背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三十七条 土地使用权抵押，应在签定抵押合同之日起二十日内，由抵押人和抵押权人双方，持《国有土地使用证》、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土地评估报告、土地使用权抵押申请书，向所在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抵押登记。
同一宗土地不得重复抵押土地使用权。
第三十八条 土地使用权抵押，必须经具有评估资质的土地评估中介机构评估，并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确认。
第三十九条 抵押权因债务清偿或其它原因而灭失的，抵押双方从抵押终止之日起二十日内到原登记机关办理注销抵押登记。
第六章 土地使用权终止
第四十条 土地使用权因出让合同规定的使用年限届满、提前收回、土地灭失等原因而终止。
自土地使用权期满之日起，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所有权由市、县人民政府收回。土地使用者应当交还国有土地使用证、办理注销登记。
第四十一条 对土地使用者依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一般不得提前收回，但在特殊情况下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市、县人民政府可以依照法定程序提前收回土地使用权。因提前收回土地使用权给土地使用者造成经济损失的，可根据土地使用者已使用年限和开发、利用、经营土地的实际情况，采取支付货币、实物或者交换土地使用权等方式给予补偿。
第四十二条 土地使用权期满，土地使用者需续期使用土地的，应在期满前一年内向所在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续期申请， 重新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办理登记，并换发《国有土地使用证》。
第四十三条 土地使用权因不可抗力因素造成土地灭失而终止的，土地使用者应在土地灭失发生之日起三十日内，依照规定办理土地使用权注销登记。
第七章 划拨土地使用权
第四十四条 土地使用权划拨，是指党政机关、公益事业等非经营性用地，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批准在土地使用者缴纳补偿、安置等费用后将该幅土地交付其使用，或者将国有土地使用权无偿交付给土地使用者的行为。
第四十五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经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其划拨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可以转让、出租、抵押：
1、持有《国有土地使用证》；
2、具有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合法的产权证明；
3、依照法律规定，按本办法第二章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向当地市、县人民政府补交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或者以转让、出租、抵押所获收益抵交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并按照第三、第四、第五章的规定，分别办理转让、出租、抵押手续。
第四十六条 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使用权人，因迁移、解散、撤销、破产或者其他原因而停止使用土地的，应当办理登记，市、县人民政府应当收缴其划拨土地使用权。
第四十七条 划拨土地获得土地使用权，未办理土地使用出让、签订出让合同、补交土地出让金不得转让。
补交土地出让金标准，依据土地使用年限、用途、位置、市场需求、地块大小、容积率等，由市、县人民政府按基准地价的一定比例收取。
以划拨方式获得的土地使用权出租的，应当向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缴纳年度土地出让金，年度土地出让金的标准，由市、县人民政府按国家有关规定确定。
第四十八条 原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在改变用途后，由使用者与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管理部门签订一定年限的土地租赁合同，并依城镇基准地价由市、县人民政府核定标准收取年租金。收取的租金，除提留一部分业务费用外，统一上缴同级财政专户管理。
第八章 罚 则
第四十九条 非法转让、出租、抵押土地使用权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四十六条和国家有关法律规定予以处罚。
第五十条 土地使用权的出让、转让、出租、抵押、终止，当事人逾期不办理登记手续的，划拨土地使用权未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均以非法用地论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没收非法所得，并可处以非法所得的50％以下罚款。
第五十一条 违反规定，超过出让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日期一年未动工开发的，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征收相当于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总额20％以下的土地闲置费；连续二年未动工开发的，无偿收回其土地使用权。
第五十二条 土地使用者未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规定开发、利用、经营土地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根据情节处以出让金额5％以上1 0％以下的罚款，直至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
在规定期限内拒不补办批准手续或经审查不允许改变土地用途的，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没收在土地上的投资。
第五十三条 对未经批准擅自转让、出租、抵押土地使用权的单位和个人，没收其非法所得，并根据情节处以非法收入一倍以下的罚款； 对责任人，由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机关、纪检机关给予处分；对被转让人、承租人、抵押人，责令其退回非法使用的土地，对拒不接受的，按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第五十四条 对隐瞒、少报转让金、租金的，除责令其补交土地税费外，对当事人处以转让总金额5％以下罚款。
第五十五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通知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不服的，可在接到复议决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处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十六条 在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出租、抵押过程中不按规定擅自批租、减免出让金、行贿受贿、贪污、挪用、截留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对直接责任人和相关人员按规定给予纪律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章 附 则
第五十七条 依照本办法取得土地使用权的个人，其土地使用权在合同期限内可以继承，继承人应当持合法的继承证件，在继承事实发生之日起三十日内依照本规定办理登记。
第五十八条 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代市、县人民政府收取。出让金、罚没款上交后，市、县财政部门按国家有关规定专户列支，市、县财政部门可按规定给市、县土地部门返还一定比例的业务费。
依照本规定收取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列入财政预算，作为专项基金管理，主要用于城镇建设和土地开发，具体使用管理办法按财政部门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十九条 本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解释，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实施。
中国法文化传统的形成基础及其思考
高 ?*
内容提要：任何传统的形成都有特定的基础。中国独具特色的法文化传统的形成便可从自然环境因素、生产方式因素与思维方式因素上找到理由。在法文化传统产生之时，自然环境因素占据主导地位；随着法文化的动态变迁，起决定作用的却是生产方式因素。三因素中任何一个的根本性变革都将带来法文化的巨大变动。今日中国面临的是三因素同时经历根本性变革。这就是今日中国法文化所面对的充满挑战的处境，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
关键词：法文化传统 形成基础 自然环境 生产方式 思维方式
在法治建设进程中，当我们改革旧有的法律制度，总会遇到无形的阻力顽强抵抗；当我们借鉴先进的法律制度，总需要有艰难曲折的本土化过程；当理论上完美的新法律制度被设计出来运用于实际生活，原有的习惯往往将其改头换面得千疮百孔……主要缘由是法文化传统在起作用。因为“传统不仅仅过去了，它还确确实实地现存着。它积淀在每个现代人的心灵深处，流贯于每个人的周身血液，外现于人的各种行为方式和人际关系，并物化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习俗、规范以及形形色色的物质和精神产品里。当代人无时无刻不置身于文化传统的强大氛围之中，感受着它的持久而深刻的影响，以致于历史每迈出一步，都必须跟这种传统势力发生纠葛，时而以之为前进、发展的凭藉，时而又力图摆脱它的羁绊。传统和当代是一对相生相克的范畴：传统制约着当代的进程，当代反过来改造和消融传统……”［1］
与今日中国法制建设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法文化传统虽历经几千年的洗刷、积淀，依然仍保留着其独特的品质，它的尚“礼”， 鄙“诉”，重“刑”，轻“民”等等，仍在隐隐影响着当代人的法制心理。这些特质在法文化产生之时便初见端倪。可以这样说，是中国法文化产生之源，决定了它日后的走向，正如人的性格在初生婴儿身上便可窥见一斑一样。决定中国特色的法文化传统的形成的基础因素是什么呢？
一、法文化传统的形成基础探析
最初的法由习惯演变而来，据《左传》载，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的《禹刑》，便是启及其后继者根据氏族晚期的习俗陆续积累起来的习惯法。［2］在国家产生之前，氏族内部的人们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为适应调整人们相互间关系的需要产生了习惯。不同的生产活动与生活方式，产生了不同的习惯。又是什么导致了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呢？
（一） 自然环境因素
中国的地貌结构由西向东，依次为草原、荒漠，河谷平原（间以丘陵）及东南狭长的沿海地带。上古时期的先民无力对抗东南部的汪洋大海，这里没有留下多少先人的足迹；西部、北部辽阔的草原孕育了游牧民族，带给他们逐水草而居漂泊不定的生活。散居与不断的迁徙决定了这里产生不了相对稳定的、主流的法文化传统。再看中原以至江南河谷平原，这里水源充足，土壤肥沃，气候适宜，优厚的自然环境很适于人的生产、生活。中国古代文明理所当然率先在黄河、长江流域绽放出灿烂的花朵。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中国文明的主体在河谷平原中产生。但这块被东南的大海，西北的荒漠，西南边的崇山峻岭包围的土地，与外界几乎隔离开来，是相对封闭的独立个体，使得中原文明一产生便带有地域上的封闭性。
（二） 生产活动因素
河谷平原为主的自然条件使发展农业生产成为必然选择。此时的农业生产有如下特色：
特色一：生产力低下，面对自然界的种种突变，人显得苍白无力。先人们只能靠天吃饭，乞求风调雨顺。夏人乞求“天”，商人乞求“神”，实际上神即是天，是“人”化了的天，并且商时的神与逝去的祖先合而为一称为“祖先神”。“天”是先人们认为的独立于人之外的超于人的主宰一切的力量，人们心中对它充满畏惧，心甘情愿地服从它的支配，顺从“天命”。
特色二：尽管自然界有许多突变，但四季的更替相对稳定，春耕、夏种、秋收、冬藏，人们的生活相对有规律地循环着。他们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形成了周而复始的封闭循环的生活方式。
特色三：常年耕作让其中一些人总结出种植农作物的宝贵经验，大大改善人们的生活，这些人获得人们的崇敬，享有崇高的威望。并且“耕作在平原，则有平水土驱蛇龙的必要”［3］,克服水患，获得水利也是生产生活中的重大问题，这使类似“大禹治水”的事成为历史美谈。从史料记载中看治水似乎是禹一人的事，可我们清楚在当时的条件下，全民一齐与水斗争都未必有效，一人治水哪能成功？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大禹治水有功，取得大众的尊敬爱戴与崇拜，进而被神化了。
特色四：农业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土地有肥有瘦，不同地域的土地适宜种植不同的农作物，辛苦劳作的农民等待着收获，也等待着把这一年积累的经验在来年中更好地适用。结果他们世世代代在一块土地上生活，安土重迁。人最初的由血缘集合群体的本能因农业生产而变得更加稳固和发展。
（三） 思维方式因素
对法文化传统形成有最直接影响的是人的思维方式。中国以河谷平原为主的自然地理环境及随之而来的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生产活动，使中国人呈现出温和、持中，思维方式较封闭、保守，易顺从、盲从，也更务实和守成的特点。由此决定了中国特色的法文化传统的形成。
其一，温和、持中。在天命、王命主宰一切的年代，作为社会的一员，人们相信命运天定；作为家庭的一员，所有家庭内部事务由家长决定。个体一出生，便有特定的身份与地位，有特定的生活方式与生活道路。处于统治地位的贵族无需努力，无需担忧，坐享其成，享受着血缘带给他们的安逸与舒适；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人努力无门，血缘决定了他们世世代代都将是被统治者。不能有自己的主见，不能一意孤行，必须与群体认同便是社会对人的要求，人因此温和而持中。
其二，封闭、保守。在生产力低下的上古社会，农业生产靠经验。很少有人会以一年的收成为代价去冒险种植新的作物或尝试新的种植技术。并且自身的农业生产已能基本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人们没有必要与外界交流。常年累月，人把自己禁锢于一定区域，思维自然就封闭且保守。这与游牧民族与海洋民族人随时准备应付大自然的挑战，不断面对新的社会群体，人充满斗志与锐气不同。
其三，顺从、盲从。农业生产凭借经验，有经验的人理所当然地获得人们的崇敬，成为氏族的首领。同时积累丰富生产经验的只能是年长者，这一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依靠血缘维系的宗法制度的巩固。既然是权威，其他的人则必须尊从。在社会上听从国家，在家庭中听从尊长，从整体上讲二者又是一致的。顺从成了中国人的又一特色思维方式。另一方面，顺从也带来盲从，俯首贴耳、察言观色便是顺从带来的负面效应，成为我们民族心理中劣根性的重要一面，导致我们的民族缺少创新，个性缺乏伸张。
其四，务实、守成。由于命运与生俱来的，对于未来人无太多的期盼，大多数人只把注意力集中于眼前事物，守着已有的业绩；农业生产，耕种多少收成多少，半点都偷懒不得，人只能实实在在，不能像商人那样去投机钻营。思维因而务实。
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中国传统法文化表现出法自君出、以礼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法律内容带有强烈的宗法色彩及司法上的行政司法合一等显著特点。
二、法文化传统形成基础三因素关系探析
可见，对中国法文化传统的形成而言，直接因素是思维方式，中级因素是生产、生活方式；终级的根源是自然地理条件。但法文化传统是动态延续的，在法文化发展过程中，三因素所起的作用有所不同。
首先，自然环境因素是三因素中相对最稳定的。一方面，地域范围扩大的结果是中原文明吸收了周围的少数民族文明。宗法色彩浓烈的中华文明在近代以前一直是较先进的，所以不论作为征服者还是被征服者，最终的结果都是中原文明得以生存下来，继续发挥其主导作用。另一方面，中原地区一直是中华民族最主要的居住地，至今聚集于此的人还占全国的大多数。再则，气候条件在过去几千年里的变化也无法改变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因此中国法文化传统在过去发展进程中的重大转折，自然环境因素决不是起决定性的作用。
其次，“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清朝末年，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外部列强的入侵，西洋人的坚船利炮打破了中国封闭的、封建式的法律文化和法律体制，中西法文化开始了第一次较量。……苏联法学模式的影响和指导是对中国法制的第二次冲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给中国法制的发展与繁荣带来了生机，法律在开放的姿态中获得逢勃的生命力，中国法制又面临着第三次冲击。”［4］综观历史，这三次的确是中国的法文化传统经历的重大变化，但结果如何呢？清末西方法文化对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冲击的结果只能是使中国法形式上披上西方的外衣，而实际上仍是走封建的老路子，封建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没有得到根本的动摇与破坏。建国初期对国民党六法全书的全部废除，苏联法学的全面引入，照样无法使“社会主义的法”融入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反而给法制造成极大的破坏，法律留于纸上，现实生活中充斥着法律虚无主义的观点。其原因在于中外法的观念形态、价值判断、行为模式上的明显对立与差距，使舶来的法律与中国传统法文化难以协调，在社会生活中难以找到有力的支点使其扎根。建构于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法”是无法在自然经济的土壤中生长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没有也不可能通过社会革命而完全割断，社会形态的变化对文化会产生影响，但无法更改传统文化［5］。
最后，思维方式因素对立法有着立竿见影的功效，它直接指导、设计着一国法律制度。在一定时期确实存在着具有远见卓识的先知先觉，可他们对未来的预见与超前思维，是脱离不了当时当地的社会生活的。思维方式是受人所生活的特殊环境制约的，它不可能成为法文化发展变化的终极因素。
所以，生产方式因素，即经济基础作用，在法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是引起法文化变革的终极因素。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直是中国最主要的生产方式，我们便可想象中国的法文化传统有多么巨大的稳定性。正如亚当·斯密曾所说：“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客居于该国的马可·波罗的报告，殆无何等区别。若进一步推测，恐怕在马可·波罗客居时代以前好久，中国财富就已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之极限。”［6］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对法文化传统带来哪些影响呢？
三、对今日中国法文化传统处境的思考
二十余年的改革与开放使我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从单纯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巨大转变。初期计划经济仍是社会生活的主导，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均由政府指令性计划决定，分配什么分配多少也由政府划定。实际上是政府化了的自然经济，经济基础未有根本性的改变，法文化变革并未到来。直到1992年中国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持续了几千年的法文化传统开始面临全面挑战。
其一，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人不再被局限于身体所能到达的地域范围，网络使人们可以在几秒钟内了解到世界各地的最新信息。全球化趋势在不可阻挡地加强，地域因素的影响在变小，全世界的人们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成为一个共同体，彼此的命运休戚相关。地域因素正经历一次空前变革。
其二，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在中国刚刚起步，不足十年的建设与存在了几千年的旧体制的较量十分艰难，不时有破坏市场经济的行为（甚至于是政府行为）出现。在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下，我们在正在建设的市场经济体制立即就得融入国际大环境中与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场竞争，并要在竞争中求得自身的生存，难度之大，要求之高，变革之剧可想而知。
其三，伴随地域因素与生产方式因素根本性变革而来的便是对人的思维方式提出的巨变要求。一种世界性的意识被要求植入我们的思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即将成为现实，入世后，“法律不仅是某一国家意志的表达，而且也是国际社会各成员之间相互利益和各自需求的协调”。［7］需要具有世界性的法律意识，创建一种基于世界意识之上的法理学。这是有别于过去的全新的法律理念。
我们面临的法文化变革是前所未有的。它发生在法文化传统形成基础的三因素同时剧变的情况下，它将是中国历史上最全面的、带根本性的、难度最大也最具挑战性的变革。
( 华东政法学院2000级中国法制史专业研究生。
［1］陈伯海：《中国文化之路》，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2］参见叶孝信主编：《中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二版，第14页。
［3］周谷城：《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3页。
［4］田成有：《中西法文化的较量与出路》，《法学》1995年第2期，第4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