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突发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及传播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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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突发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及传播管理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
江西省突发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及传播管理办法
《江西省突发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及传播管理办法》已经2005年11月2日省人民政府第38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
全文
第一条 为规范突发气象灾害预警信号（以下简称预警信号）的发布及传播，有效防御和减轻气象灾害，保护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办法》，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发布及传播预警信号，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预警信号，是指气象主管机构所属气象台站（以下简称气象台站）为有效防御和减轻突发气象灾害向社会公众发布的警报信息图标。预警信号由名称、图标、含义三部分构成，预警信号及防御指南的具体内容，按照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的有关规定（附后）执行。
按照灾害的严重性和紧急程度，预警信号总体上分成一般（Ⅳ级）、较重（Ⅲ级）、严重（Ⅱ级）、特别严重（Ⅰ级）四级，颜色依次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同时以中英文标识。
当同时出现或者预报可能出现多种气象灾害时，可按照相对应的标准同时发布多种预警信号。
第四条 本省预警信号分为台风、暴雨、高温、寒潮、大雾、雷雨大风、大风、冰雹、雪灾、道路结冰等十类。
市、县级气象主管机构所属气象台站发布预警信号的类别，由省气象主管机构统一确定，并报中国气象局备案。
第五条 县以上气象主管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预警信号发布及传播的管理工作。
农业、林业、水利、交通、建设、安全生产、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电信、旅游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配合做好预警信号的传播工作。
第六条 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当组织开展气象灾害预警和防御宣传，增强社会公众对气象灾害的防御意识，提高防御、自救和互救能力。
第七条 预警信号实行统一发布（包括补充、订正和解除）制度。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所属气象台站统一发布预警信号，并指明气象灾害的区域。各气象台站只能发布本预报服务责任区内的预警信号，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向社会发布预警信号。
省气象台与各设区市气象台、设区市气象台与县（市、区）气象台站应当加强预警信号发布前的预报会商和预警信号发布后的信息沟通，保证上级气象台与下级气象台站预警信号发布的一致性。
第八条 各级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制定预警信号制作、发布的具体程序，并报上级气象主管机构审批，确保制作发布工作规范、有序。
各气象台站应当及时、准确发布预警信号，并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及时更新或者解除预警信号。
第九条 各气象台站应当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电信（包括气象声讯电话、手机短信和网络等）等媒体及时发布预警信号，并将有关信息及时报告本级人民政府，通报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电力、交通、水利等公共设施管理服务单位。
第十条 广播、电视、报纸、电信等媒体向社会公众播发预警信号时，应当完整、准确地使用气象台站直接提供的适时预警信号，并标明发布时间和气象台站的名称，不得更改预警信号的内容和关键用语。
预警信号播发的具体办法，由省气象主管机构会同省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电信主管部门制定。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收到Ⅰ级、Ⅱ级预警信号的信息报告、通报后，应当及时通知下级有关人民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和单位；突发气象灾害可能发生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及时通知有关村（居）民委员会。
电力、交通、水利等公共设施管理服务单位收到预警信号的信息通报后，应当及时做好防御工作。
第十二条 各级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在城区的显著位置，设置预警信号电子显示牌。
各级人民政府设置的公共电子显示牌，以及铁路、民航、交通、公安、建设、旅游等部门和单位设置的专业电子显示牌，应当及时接收、显示预警信号。
第十三条 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由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十四条 气象台站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导致预警信号漏报、错报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五条 收到预警信号后，有关单位工作人员玩忽职守，不按要求及时传播，情节严重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二○○六年一月一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室关于出具汽车驾驶员工作证明等问题的复函（节录）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室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室关于出具汽车驾驶员工作证明等问题的复函（节录）
1974年11月27日，最高法院办公室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法办研字〔1974〕第17号报告收悉。
关于出具汽车驾驶员工作证明问题，根据公安部1959年6月6日《对携带我国机关、团体等单位所发证件、证章出境的处理办法》中，关于各单位发给个人不再收缴的各种证件、证章，如毕业证明书、汽车驾驶执照等，准予携带出境的规定，今后应向申请人讲明，可持原执照出境，不必办理公证手续。如果申请人要求办理公证的，可以办理证明驾驶执照上印鉴属实的证明书。
关于工作证明中书是否写明技术级别的问题，同意你们意见：“可不写明”。
附：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出具驾驶员工作证明及驾驶证能否携带出国的请示报告 法办研字〔1974〕第17号
最高人民法院：
最近，我省侨务处、交通部门来办理已经批准出国和退职手续的驾驶员的工作证明，并要求具体写明驾驶员、驾驶技术级别等内容。另外，申请公证人要求将发给其使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驾驶证》携带出国，以作为职业证明。
我们的意见是：
一、关于出具驾驶员的工作证明，可按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室1974年7月6日（74）法办司字第17号的通知给予办理，在公证文件中可写明某人系驾驶员，至于驾驶技术级别，因国内外情况不一，故可不写明为宜。
今后，办理类似性质问题的公证手续，如要求公证为“教授”、“讲师”、“工程师”、“技术员”等，我们拟在公证文件中写明某人系“教授”、“讲师”、“工程师”、“技术员”等，而不具体写明级别，如“一级教授”、“二级教授”等。
二、关于携带驾驶证出国的问题，原不属于公证范围，但申请公证人提出若不在文中写明技术级别，就要将驾驶证带出国外，以作为职业的证明，并要求给予答复。我们认为发给其使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驾驶证》系在国内使用，且每年机动车驾驶员要实行总审一次，未参加年度总审的驾驶员，其驾驶证就自然失效；关于职业证明的问题，已在工作证明中解决了。故不同意其将驾驶证携带出国。我们拟将此意见转告有关部门，请他们做好申请出国人的工作。
因我们过去没有办理过类似公证手续，所提意见很无把握，特此报告。
又因申请公证人急于出国，要求尽快给予办理公证手续，请最高人民法院及时批示。
1974年11月2日
法 官 心 中 的 “称”—法官角色不同侧面的经济学解读
龙城飞将
内容提要：法官是现实当中活生生的人，受各种利益的影响。因此，运用斯密的“经济人”、纳什的博弈论、老百姓的承认的“利益”、威廉姆森的“机会主义”、图洛克与布坎南的“寻租论”、霍姆斯大法官的“坏蛋论”、卡多佐大法官的“厂商论”、波斯纳的“个人效用函数论”、以及古今先哲均承认的“利已人性”等工具，可以了解到在进行其法律职业生涯时，法官内心据以平衡各种关系的“称”是如何运作的，应当设计合理的制度与机制使法官心中的“称”不要走到机会主义道路上去。
关键词：称量；经济人；博弈论；机会主义；寻租；厂商；个人效用函数；利已人性；衡平法
Balance of Judge’s innermost being¬--Economics Comprehension on Diversified Profile of Judge（by Zhang Jinyuan）
Abstract: Judge is affected by various kinds of benefits. So we can understand how judge weigh their interest relationship or count the cost and utility they received in their work according the researching and supposition of “economic person”, games theories, benefit, opportunism, Rent-seeking, manufacturer，personal utility function and human nature of ego.
Key Words：balance, weigh, economic person, games theories, opportunism, Rent-seeking, manufacturer，personal utility function, human nature of ego, equity law
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中有一句话：天地之间有杆称。其实，任何一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称”。我们研究法律现象，不免要知道在法律行为中当事人及各个角色的主体心中的称是什么。
在我国，研究法律问题与纠纷时，通常的做法是只研究当事人双方的利益与对立，正确与错误，事实与应当适用的法律，把法官假定为置之度外的角色。人们经常是把法官个人的角色、个人利益、世界观、知识、好恶、勤拙等置之度外，甚至把正常的法的运行全过程也抛在一边，仅就当事人之间所发生的纠纷进行分析。这种方法，颇似霍姆斯“坏蛋论”中的假设。霍姆斯在《法律之道》中说过，想知道法律是什么，需要从两个“坏蛋”的角度进行观察，这是法官作为纠纷当事人之外的第三方而言。其实，这只是事情的一部分，不是全部。若将诉讼过程作为一个整体行为，局外人看法官，或在诉讼过程内当事人看法官，实质上，他们也是持有一种“坏蛋”理念的。这时候的“坏蛋”，就是斯密所说的“经济人”，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称”。
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知道，“法官心中的称”是什么？他心中的这杆称是如何称量的？通过分析研究，我们可以知道，法官也是“经济人”，法官是博弈的参与者，是追求利益的人，只要有机会他们就是“机会主义者”；若没有健全的制度监控，他们会设法“设租”与“寻租”，他们在做事时常常是依据自己的个人效用函数指引，而古今先哲关于人性的研究对我们的启示，法官具有利已的人性。
本文系统地提示了在中国影响司法公正的一个重要秘密：法官与是追求利益的人，他审理案件与进行判决的过程与结果中掺进了他个人的利益、情感与世界观。因为，法官是现实当中活生生的人，受各种利益的影响。
法官是“经济人” [2]
根据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理念，法官是“经济人”。
人们立法的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追求社会公平，最大限度地为社会带来福祉。法学是研究人的，包括自然人和作为社会组织的“人”。当我们使用经济学的方法对法学意义上的“人”进行研究的时候，对法官的具体运动过程进行分析的时候，就不得不按照经济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先明确一些假定或者说约束条件：
一、在人类社会中，依照法律运行的人们，包括法律的制定者、政府机关、司法机关等，均是“经济人”，或者说“经济主体”。因此，法官也是一种“经济人”。所以，法官在进行法律的行为的选择时，所依据的首先是经济学原理，其目标是利益或效用最大化。
二、为了达到利益或效用最大化，法官用来计算利益的方法是成本或投入——收益法，但要对此做广义的理解，即付出或投入¬——效用法。
有些利益可以直接用成本和效用来计算和比较，有些则要考虑其直接利益和间接利益，局部利益和总体利益，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等。从经济学的角度，可以以人们社会行为的“成本”[3]与效益进行界定。
但在研究社会问题例如法律问题而使用经济工具时，就要对这一工具进行扩展性的思维。在这种情况下，值得注意的是：
在分析问题的时候，不仅仅是要就一件事情的付出与效用进行比较，而且是要在不同事件之间同时进行付出与效用的比较，这就是经济学上机会成本的概念在这里拓展性的使用了。这种比较，可以是能够用货币指标进行比较的，但在研究法学对象的行为时，更多的是只能够用顺序的大小或优先与否进行比较。
三、法官作为“经济人”或者“经济主体”，直接追求其个人目标利益或效用最大化时，他的行为不一定会给社会带来效用或利益的最大化
虽然斯密对“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作解释时，得出的结论是，“经济人”在主观为自己的同时，客观上为别人谋了利益，从而整体上增进了社会福祉。但实际上，这仅仅是“经济人”进行社会活动的一种结果。另一种则是，他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损害了社会的利益[4]。典型的事例是，司法腐败，给社会整体利益造成极大的损害。
法官是博弈的参与者[5]
根据博弈论的主要奠基人纳什的观点，法官是博弈的参与者。
博弈论（game theory），又称对策论，实质上是数学，属于运筹学的一个分支，博弈论的主要奠基人纳什因其突出贡献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将。博弈论研究理性的人之间如何进行策略选择。换句话说，博弈论研究如何使得人们在市场经济中，自愿做出有效制度安排，大家加以遵守和实施，以增进社会福利的机制。所以说，博弈论是深刻理解经济行为和社会问题的基础。
博弈论假定：人是理性的，或者说自私的，人们在交往合作中有冲突，行为互相影响，信息不对称。他们在具体策略选择时的目的是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博弈论用于分析竞争的形势，这种竞争的结果不仅依赖于一个人自己的抉择及机会，而且依赖于其他参与者的抉择。局中每个人都企图预测其他参与者的可能抉择，以确定自己的最佳对策。
社会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人们在进行一项法律行为时，实际上总是在根据当时所处的条件和对手的行为进行选择，即当事人之间存在着策略的对抗、竞争，或者说面对一种局面时的对策选择，这就是博弈。人与人之间或团体与团体之间的博弈具有如下特征：（1）有一定的规则：规定参加的对手之间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什么时候结束博弈，犯规将受到什么样的处罚。（2）都有一个结果：要么一方赢另一方输，要么平局，要么参加者各有所得，而且其结果通常能用正或负的数值表示，或者能按照一定规则折算为数值。（3）策略至关重要：参与博弈者的不同策略常常会带来不同的游戏结果。（4）策略和利益相互依存：即每一个博弈者所得结果的好坏，不仅取决于自身策略的选择，也取决于其他参与者策略的选择。[6]
法官在每次行动时总会考虑到各种可能的付出成本和收益或效用，他方博弈参与者的成本和收益或效用。法官在面对法律问题时，他在进行一项判决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考量自己的成本与收益或效用，这种考量除了受对方行为人选择策略的影响外，很大的程度上还受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制度的制约，换句话说，也就是受着社会中各种各样的博弈规则的制约。法官在做出行为选择的时候不可能只是就与行为对象之间的关系来考量自己采取的对策，即使他在行为时并未意识到社会可能加诸如于行为人身上的义务，他一定是在综合考量了行为对象、制度设计者、制度维护者针对所有行为主体自身可能采取的选择而后做出自己的选择。
法官解决纠纷，会有几种结果，即，当事人双方都满意，双方都不满意，一方满意另一方不满意。一般来说，双方都满意的情况较为少见，双方都满意的结果是皆大欢喜。最麻烦的是一方满意另一方不满意，或者两方面都不满意。某个有权势的人发现自己同弱者发生纠纷，他会很自然地利用自己的权势向法官施加影响，以此影响裁决结果[7]。
对法官来说，也许他想防止这种干扰，不想自己的思想受到别人的控制，不甘于为权势所控制。但对法官来说，也许还有另外一种思路。若屈服于权势，自己或许还能得到某种利益，至少不太会受到伤害。若倾向于弱者和平民，得不到什么好处，还可能遭受损失。
在现代社会中，这种威胁更可能来自某个利益集团。“司法界是由人而不是由神组成的职业群体。司法官员行使的权力直接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卷入官司的当事人谋求影响检察官和法官，本来是很容易想见的事情。关键的问题是，假如检察官和法官不能不顾忌这些影响和干预，或者说假如他们不顺从外来的干预，自己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失，那么，独立和公正的司法恐怕只能是托诸空言了。我们现行制度正是把法院以及检察院置于地方权力的控制之下。法官和检察官由地方任命，法院和检察院的经费由地方财政部门控制，司法机关的一切活动都逃不出地方如来佛的手心：用电不能得罪电业局，盖楼不能得罪城建局，孩子上学不能得罪教育局，子女就业不能得罪劳动局，家属农转非不能得罪公安局，更不消说涉及地方经济利益的案件，市长或市委书记一个电话打过来，法院院长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公然抗命的。于是，涉及这类地方势力的案件，地位低下的当事人不就只能是满身的理却赢不了官司么？几年前某市一位检察长试图揪住市长公子的案件不放，结果不等案情查清，检察长先接到调令。他感慨道：从前清官还可以抗命到以身殉道，如今想殉都殉不了。事已至此，夫复何言！”[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