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宁波市城市绿化条例》的决定
浙江省宁波市人大常委会
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宁波市城市绿化条例》的决定
（2003年9月26日宁波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2003年11月6日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批准 2003年11月24日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6号公布）
宁波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定对《宁波市城市绿化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第四条修改为：“本条例所称城市绿地包括：
（一）公园绿地：指向公众开放，以游憩为主要功能兼具生态、美化、防灾等作用的绿地（含其范围内的水域）；
（二）生产绿地：指为城市绿化生产苗木、草坪、花卉和种子的苗圃、草圃、花圃等；
（三）防护绿地：指城市中具有卫生、隔离和安全防护功能的绿地；
（四）附属绿地：指城市建设用地中绿地之外各类用地中的附属绿化用地；
（五）其他绿地：指对城市生态环境、城市景观、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直接影响的绿地。”
二、第六条修改为：“市城市管理部门是本市城市绿化主管部门，负责本条例的组织实施。其所属的市园林管理机构负责具体管理工作。
县（市）、区城市管理部门或建设管理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内城市绿化主管部门。
城市规划、林业、国土资源、公安等部门，应根据各自的职责，协同城市绿化主管部门实施本条例。”
三、第八条修改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城市总体规划和建设生态城市的要求，组织编制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和分期实施计划。”
四、第九条修改为：“各项建设工程，必须安排一定比例绿化面积，绿化面积占总用地面积的比例为：
（一）新建住宅区不低于百分之三十五，其中人均公园绿地的面积分别达到以下标准：居住组团人均不低于零点五平方米；居住小区人均不低于一平方米；居住区人均不低于一点五平方米；
（二）旧城住宅区成片改建不低于百分之三十，其中人均公园绿地按不低于新建住宅区标准的百分之七十执行；
（三）新建工业企业的比例按不同情况确定：
1.新建工业园区不低于百分之三十，其中新建的工业企业不低于百分之二十，对环境容易产生污染的工业企业不低于百分之二十五；
2.其他新建的工业企业不低于百分之三十，对环境容易产生污染的工业企业不低于百分之三十五；
（四）对外交通、无污染的市政公用设施、商业金融、仓储用地不低于百分之二十；
（五）新建旅馆和体育、医疗、文教科研、行政办公、部队机关等不低于百分之三十五；
（六）泵站、垃圾中转站、污水处理厂等对环境容易产生污染的市政公用设施不低于百分之三十五；
（七）旅游度假区不低于百分之五十；
（八）新建城市干道不低于百分之二十五，改建城市干道不低于百分之二十，城市市区主要景观路段不低于百分之三十；
（九）其他新建工程不低于百分之三十，扩建、改建工程不低于百分之二十；
（十）特殊地段的建设项目按详细规划并经法定程序批准后另行确定。
混合用房的建设项目按不同用途的建筑面积比例测算绿地率。”
五、第十条修改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注重城市大环境绿化。
城市江河、铁路、道路等两侧的防护绿地或其他绿地建设应当纳入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其绿化宽度按下列要求控制：
（一）甬江、余姚江、奉化江每侧不少于三十米；
（二）主要景观河道或宽度在二十米以上的河道每侧不少于二十米，宽度在十五米以上二十米以下的河道每侧不少于十五米，宽度在十五米以下的河道每侧不少于十米；
（三）铁路每侧不少于三十五米；
（四）快速路每侧不少于二十五米；
（五）高速公路每侧不少于一百米；
（六）轻轨线路每侧不少于十五米；
（七）主要区间道路每侧不少于二十米。”
六、第十一条第二款修改为：“建设单位因特定条件限制，其绿化用地面积达不到本条例第九条规定的，经城市规划主管部门和城市绿化主管部门审核，报市、县（市）人民政府批准，在城市建成区实行易地统一绿化。”
七、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二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推广垂直绿化，屋顶绿化。
超出地面高度在五米以下的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等设施，顶面覆土一米以上进行绿化后，供人们休闲和观赏兼有生态作用的永久性顶面绿地，可折算绿化面积。
新建建设项目的屋顶绿地面积折算总和不得超过总绿化用地面积的百分之五。”
八、第十二条改为第十三条，删去第二款。
九、第十四条改为第十五条，第二款修改为：“建设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必须拆除绿化用地范围内的临时设施，清理和平整场地。”第三款修改为：“绿化工程的完成时间，不得迟于主体工程投入使用后的下一个年度绿化季节；边建设边交付使用的住宅区，其已使用的房屋周围绿化，也应当在下一个年度绿化季节完成。”
十、第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九条第（三）、（四）项中的“城市公园绿地、生产绿地、防护绿地、附属绿地、其他绿地”修改为“城市绿地”。
十一、第二十一条改为第二十二条，修改为“城市绿化的养护管理按下列规定分工负责：
（一）各级人民政府投资建设的城市各类绿地由城市绿化主管部门负责；
（二）单位或个人投资建设的城市绿地由单位或个人负责；
（三）实行物业管理的住宅区绿化由物业管理单位负责；
（四）未实行物业管理的住宅区绿化由街道办事处负责；
（五）县级人民政府所在地城市规划区内的住宅区绿化由县级人民政府指定养护管理部门；
（六）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林业、交通等部门负责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执行。
城市绿化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城市绿化的监督和管理工作。
各养护管理单位应当做好花草、树木、设施的保护工作，严格按照城市绿化养护管理技术规范进行养护管理。
因养护单位责任造成损失的，应当由养护单位负责赔偿。”
十二、删去第二十七条。
十三、第二十八条增加二项，作为第（四）项、第（七）项：“（四）在绿地内露宿和进入设有明示禁止标志的绿地；（七）在公园绿地水域内游泳、洗衣物和在禁钓区垂钓；”。
十四、第三十九条第（一）项修改为：“（一）建设工程的绿化设计方案，在申请领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前未经城市绿化主管部门审核并签署意见，或者未按照审核后的设计方案施工的，责令其停止施工、限期改正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删去第（五）项；第（九）项改为第（八）项，修改为：“（八）因养护不善及其他行为致使城市古树名木受到损伤或者死亡的，处以树木价值一至五倍的罚款；损伤、砍伐、挖掘城市古树名木的，追缴树木，没收其违法所得，并处以树木价值五至十倍的罚款，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十）项改为第（九）项，修改为：“（九）有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损害行为，赔偿损失，并可处五十元至五百元的罚款。”
十五、删去第四十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七条。
此外，根据本决定对部分条文的文字作相应修改并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宁波市城市绿化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附：宁波市城市绿化条例（2003年修正本）
（1991年10月26日宁波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 1992年1月18日浙江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批准 根据1996年3月28日宁波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1996年6月29日浙江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批准的《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宁波市城市绿化条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03年9月26日宁波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2003年11月6日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批准的《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宁波市城市绿化条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本市城市绿化的规划、建设、保护和管理，发展城市绿化事业，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市城市规划区、县级市城市规划区及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城市规划区内绿化的规划、建设、保护和管理。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城市绿化，是指在城市规划区内进行的植树、种草、栽花、育苗及管护等绿化活动。
第四条 本条例所称城市绿地包括：
（一）公园绿地：指向公众开放，以游憩为主要功能兼具生态、美化、防灾等作用的绿地（含其范围内的水域）；
（二）生产绿地：指为城市绿化生产苗木、草坪、花卉和种子的苗圃、草圃、花圃等；
（三）防护绿地：指城市中具有卫生、隔离和安全防护功能的绿地；
（四）附属绿地：指城市建设用地中绿地之外各类用地中的附属绿化用地；
（五）其他绿地：指对城市生态环境、城市景观、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直接影响的绿地。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城市绿化作为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组织开展全民义务植树和其他绿化活动，提高城市绿化水平。
第六条 市城市管理部门是本市城市绿化的主管部门，负责本条例的组织实施工作。其所属的市园林管理机构负责具体管理工作。
县（市）、区城市管理部门或建设管理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内城市绿化的主管部门。
城市规划、林业、国土资源、公安等部门，应根据各自的职责，协同城市绿化主管部门实施本条例。
第七条 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应按规定履行植树和其他绿化的义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爱护绿化成果和绿化设施，对损害、破坏绿化的行为，有权制止和检举、揭发。
第二章 规划和建设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城市总体规划和建设生态城市的要求，组织编制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和分期实施计划。
第九条 各项建设工程，必须安排一定比例绿化面积，绿化面积占总用地面积的比例为：
（一）新建住宅区不低于百分之三十五，其中人均公园绿地的面积分别达到以下标准：居住组团人均不低于零点五平方米；居住小区人均不低于一平方米；居住区人均不低于一点五平方米；
（二）旧城改造住宅区成片改建不低于百分之三十，人均公园绿地按不低于新建住宅区标准的百分之七十执行；
（三）新建工业企业应区别不同情况进行处理：
1、新建工业园区不低于百分之三十，其中新建的工业企业不低于百分之二十，对环境容易产生污染的工业企业不低于百分之二十五；
2、其他新建的工业企业不低于百分之三十，对环境容易产生污染的工业企业不低于百分之三十五；
（四）对外交通、无污染的市政公用设施、商业金融、仓储用地不低于百分之二十；
（五）新建旅馆和体育、医疗、文教科研、行政办公、部队机关等不低于百分之三十五；
（六）泵站、垃圾中转站、污水处理厂等对环境容易产生污染的市政公用设施不低于百分之三十五；
（七）旅游度假区不低于百分之五十；
（八）新建城市干道不低于百分之二十五，改建城市干道不低于百分之二十，城市市区主要景观路段不低于百分之三十；
（九）其他新建工程不低于百分之三十，扩建、改建工程不低于百分之二十；
（十）特殊地段的建设项目须根据详细规划并经法定程序批准后另行确定。
混合用房的建设项目按不同用途的建筑面积比例测算绿地率。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注重城市大环境绿化。
城市江河、铁路、道路等两侧的防护绿地或其他绿地建设应当纳入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绿地宽度按以下要求控制：
（一）甬江、余姚江、奉化江每侧不少于三十米；
（二）主要景观河道或宽度二十米以上河道每侧不少于二十米，宽度十五米以上、二十米以下河道每侧不少于十五米，宽度十五米以下河道每侧不少于十米；
（三）铁路每侧不少于三十五米；
（四）快速路每侧不少于二十五米；
（五）高速公路每侧不少于一百米；
（六）轻轨线路每侧不少于十五米；
（七）主要区间道路每侧不少于二十米。
第十一条 城市规划主管部门在审批建设工程项目规划方案时，必须按照本条例第九条规定的绿化用地标准，确保城市绿化用地面积。
建设单位因特定条件限制，其绿化用地面积达不到本条例第九条规定的，经城市规划主管部门和城市绿化主管部门审核，报市、县（市）人民政府批准，在城市建成区实行易地统一绿化。
第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推广垂直绿化，屋顶绿化。
超出地面高度在五米以下的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等设施，顶面覆土一米以上进行绿化后，供人们休闲和观赏兼有生态作用的永久性顶面绿地，可折算绿化面积。
新建建设项目的屋顶绿地面积折算总和不得超过总绿化用地面积的百分之五。
第十三条 建设工程的绿化设计，在申请领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之前应先经城市绿化主管部门审核，并签署意见。
第十四条 新建城市公园绿地应以植物造景为主，植物造景用地面积应不低于陆地绿化面积的百分之七十。
城市苗圃建设，应当适应城市绿化发展的需要，其用地面积，应不少于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百分之二。
第十五条 新建、扩建、改建的建设项目，其绿化工程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规划，同时设计，并按批准的设计方案进行建设。
建设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必须拆除绿化用地范围内的临时设施，清理和平整场地。
绿化工程的完成时间，不得迟于主体工程投入使用后的下一个年度绿化季节；边建设边交付使用的住宅区，其已使用的房屋周围绿化，也应当在下一个年度绿化季节完成。
第十六条 城市绿地的绿化设计和绿化施工，应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承担，并推行质量监理。
第十七条 各单位应因地制宜，按本单位在职人数每人每年植树三至五棵或完成相应劳动量的其他绿化任务的要求，制定义务植树计划。本单位范围内没有条件完成义务植树任务或相应劳动量的，市和县（市）、区城市绿化主管部门可安排其承担一定数量的社会绿化任务。既不能在本单位范围内完成义务植树任务或相应劳动量，又不承担社会绿化任务的，由市和县（市）、区绿化主管部门按照规定征收义务植树绿化费。
第十八条 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城市居民，应积极种植市树市花，并充分利用房屋周围的休闲地搞好环境绿化。
城市主要道路两侧沿线单位，应当搞好门前和敞开式庭园绿化。
第十九条 城市绿化主管部门应根据气候、土质等资源状况，开展并组织、指导有关单位进行绿化科学研究，推广先进技术，引进、培育、选用优良树种、花卉、草皮。各级人民政府对绿化科学研究，应在经费上给予支持。
第二十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投资建设、经营具有游乐功能的公园绿地。
第三章 保护和管理
第二十一条 城市树木所有权按下列规定确认：
（一）古树名木，归国家所有；
（二）城市绿化主管部门负责管护的树木，归国家所有；
（三）单位内自行种植的树木，归该单位所有；
（四）住宅区绿化列入配套项目种植的树木，归住宅区的树木管护单位所有；
（五）私人宅院内自费种植、管护的树木，归个人所有。
第二十二条 城市绿化的养护管理按下列规定分工负责：
（一）各级人民政府投资建设的城市各类绿地由城市绿化主管部门负责；
（二）单位或个人投资建设的城市绿地由单位或个人负责；
（三）实行物业管理的住宅区绿化由物业管理单位负责；
（四）未实行物业管理的住宅区绿化由街道办事处负责；
（五）县级人民政府所在地城市规划区内的住宅区绿化由县级人民政府指定养护管理部门；
（六）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由林业、交通等部门负责的，依照法律、法规执行。
城市绿化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城市绿化的监督和管理工作。
各养护管理单位应当做好花草、树木、设施的保护工作，严格按照城市绿化养护管理技术规范进行养护管理。
因养护单位责任造成损失的，应当由养护单位负责赔偿。
第二十三条 城市公有或私有树木应当严格依法保护，确需砍伐的，需报城市绿化主管部门审批。
第二十四条 城市绿化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对行道树进行修剪，电力、邮电通信、交通部门应当积极配合。
因电力、邮电通信、市政及其他工程建设，需要砍伐、移植城市树木的，应通知城市绿化主管部门，由城市绿化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依据有关法规商定进行。
因不可抗力致使树木危及交通、管线及公民生命、财产安全时，有关单位可先行处理，并在事后七日内告知城市绿化主管部门。
第二十五条 百年以上树龄的树木，稀有、珍贵树木，具有历史价值或者重要纪念意义的树木，均属古树名木。
严格保护古树名木，严禁砍伐、擅自移植及其他损害古树名木的行为。
古树名木由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核定公布，并划定必要的保护范围，统一登记造册，建立档案，设立标志。
散生在单位、寺庙和私人庭院内的古树名木，由所在单位、寺庙或个人在城市绿化主管部门指导下管护。
第二十六条 经城市规划确定的城市绿化用地和现有城市绿地，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移作他用。
确需改变城市规划绿化用地使用性质的，须经城市绿化主管部门签署意见，由市、县（市）人民政府批准，按照规划审批权限办理审批手续，并易地补足相应的规划绿化用地面积。
确需改变现有城市绿地使用性质的，由城市绿化主管部门签署意见，报市、县（市）人民政府批准，按规定办理有关手续，并缴纳易地绿化费。
确需改变城市规划绿化用地和现有绿地面积超过二公顷的，还需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同意。
第二十七条 禁止占用城市绿地。因特殊情况确需临时占用的，须经城市绿化主管部门同意，报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审批，占用时间不得超过一年。确需延长临时占用时间的，应在到期七日之前办理延长手续，延长时间不得超过半年。
绿地临时占用期满后，应当按时恢复原状。
第二十八条 禁止下列损坏城市绿地及绿化设施的行为：
（一）依树盖房、搭棚、架设天线，捆绑树身，吊挂衣物；
（二）放牧、捕猎、打鸟；
（三）在绿地内堆物、停车、倾倒废弃物及生火野炊；
（四）在绿地内露宿和进入设有明示禁止标志的绿地；
（五）破坏草坪、绿篱、花卉、树木、植被；
（六）故意损坏城市绿化设施；
（七）在公园绿地水域内游泳、洗衣物和在禁钓区垂钓；
（八）其他有损于城市绿化和绿化设施的行为。
第四章 费用管理
第二十九条 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按已批准的城市绿化分期实施计划，在每年度的城市建设维护费中，安排相应的比例用于城市绿化建设、维护和管理。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总投资中，应当安排相应比例用于公园绿地建设。
城市公园绿地建设应当多渠道引入资金，扩大公园绿地面积。
第三十条 各项工程应当把绿化建设费列入建设项目的总投资。
第三十一条 实行易地绿化的建设单位应向城市绿化主管部门缴纳易地绿化费。
易地绿化费必须用于扩大绿地面积，并在收取易地绿化费的第三个年度绿化季节内完成。
第三十二条 街道办事处或物业管理单位负责管护的住宅区中附属绿地，其管护费用从小区管理费、物业管理经费中支付或者由区人民政府统筹解决。
县级人民政府所在地城市规划区住宅区中的附属绿地的管护费用，由管理部门统筹解决。
第三十三条 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根据本单位的绿化任务量和管护标准，列支一定的绿化经费，用于绿地的管护、休闲地绿化、义务植树和门前绿化。
第三十四条 经批准临时占用城市绿地的，占用单位应向该绿地管护单位缴纳绿地占用费。
第三十五条 经批准砍伐城市树木或迁移花草、植被的，应向该树木、花草、植被的管护单位或个人缴纳绿化补偿费。
第三十六条 按照本条例收取的义务植树绿化费、易地绿化费、绿化补偿费、绿地占用费，列为绿化专项资金，按预算外资金管理办法进行管理，专项用于城市绿化事业。
第三十七条 义务植树绿化费、易地绿化费、绿化补偿费、绿地占用费的收费标准，由市人民政府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制定。
第五章 奖励和处罚
第三十八条 对在城市绿化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保护城市绿地有功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或城市绿化主管部门给予表彰或奖励。
第三十九条 对下列违反本条例的行为，由城市绿化主管部门按照以下规定给予处罚：
（一）建设工程的绿化设计方案，在申请领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前，未经城市绿化主管部门审核并签署意见的，或者未按照审核后的设计方案施工的，责令其停止施工、限期改正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二）工程建设项目完成后逾期未完成绿化的，责令限期完成，超过期限仍不完成的，除规定在新的期限内完成外，并处以绿化工程投资额一倍以下的罚款；工程项目完成后绿化用地面积未达到审定的比例的，责令限期补足，并可按不足的绿化用地面积，处以易地绿化费五倍以下的罚款；
（三）擅自占用城市绿地的，责令恢复原状，赔偿所造成的损失，并按被侵占面积处以绿化补偿费三至五倍的罚款；
（四）临时占用城市绿地超过批准时间的，责令限期归还，并按照所占面积处以绿地占用费一至三倍的罚款；
（五）盗伐城市树木的，责令赔偿损失，按盗伐树木株数的十倍补种，并处以违法所得三至十倍的罚款；偷盗公共场所花卉、盆景的，责令赔偿损失，并由公安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
（六）擅自砍伐城市树木的，责令按砍伐树木株数的三至五倍补种，并处以绿化补偿费一至五倍的罚款；
（七）电力、邮电、通信、市政等工程建设部门在非不可抗力情况下，擅自砍伐、移植城市树木，占用绿地，毁坏花草的，责令停止损害行为，赔偿损失，并处以绿化补偿费一至二倍的罚款；
（八）因养护不善及其他行为致使城市古树名木受到损伤或者死亡的，处以树木价值一至五倍的罚款；损伤、砍伐、挖掘城市古树名木的，追缴树木，没收其违法所得，并处以树木价值五至十倍的罚款，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九）有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损害行为，赔偿损失，并可处五十元至五百元的罚款。
第四十条 故意破坏城市绿地及绿化设施，盗伐城市树木，偷盗公共场所花卉、盆景，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 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违反本条例的，按本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处罚，并应追究主管领导者的经济或行政责任。
第四十二条 拒绝、阻碍绿化管理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三条 按照本条例负有许可、管理职责的城市绿化、规划等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有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四条 其他建制镇和城市规划区以外的工矿区，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共同危险行为责任构成的理论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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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介绍】
正义网重庆4月21日讯，莫名其妙被高空掉下的花盆砸成７级伤残的受害者蒋祥发，将花盆下落地??重庆市渝中区文华大厦Ｂ座的55户住户共同告上法院。2002年4月16日，重庆市渝中区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据了解，原告蒋祥发原是中国十八冶金建设公司第三工程公司的电工。2001年9月27日早晨6时许，当他途经文华大厦Ｂ座路段时，被该楼一住户抛下的一个装满重达两公斤左右泥土的塑料花盆击中头部，当即倒地昏死过去。之后，蒋被人送到医院抢救治疗，先后花去医药费７.１万余元。2002年9月25日，经市法医验伤所鉴定，蒋有轻度智能障碍，且伴有外伤性癫痫，属７级伤残。由于出事之后一直查不出是哪家住户扔下的花盆，７万多元的医药费使蒋祥发背下了沉重的债务。于是，他一纸诉状将文华大厦Ｂ座55户住户全部告上了法庭，要求这些住户共同赔偿医疗费、后续医疗费等各项费用25万余元。
法庭上，蒋祥发的代理律师认为，花盆是从文华大厦３、４单元抛下的，由于这起高空抛物伤人案一直无法查到肇事者，按照法律规定，该民事案件应由文华大厦整栋楼的住户共同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
【各种观点】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存在着这样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按照传统侵权行为法中“为自己行为负责”的理论和过错责任的基本归责原则，本案中的原告必须查清到底是由哪个住户施加的侵权行为，并请求其承担相应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当依照侵权行为法中关于共同危险行为的有关规定，要求重庆市渝中区文华大厦Ｂ座的55户住户共同承担原告所受损害之连带赔偿责任。
第三种观点认为，本案中55户住户有一家的花盆掉下将原告砸伤的侵权行为并不构成共同侵权行为，而应当采取过错推定的归责方式，通过合理范围的划定来确定55户住户中应当推定由哪些人来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学理分析】
以上三种观点中，笔者支持第三种观点，即应当采取过错推定的归责方式来确定55户住户中应当推定由哪些人来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第一种和第二种观点在分别在法政策和责任构成上出现了实践和理论上的“不正义因素”，以下对于上述二者稍加分析。
一、对第一种观点的分析
根据第一种观点，受害者必须查清到底是由哪个住户实施的加害行为，并对其行使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但是由于人类社会的高速发展，现代社会中高层建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城市里激增，导致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和法律问题。1此种问题所造成的损害的往往属于“瞬时发生的意外事件”，故此受害人常常无法预知和确定此种损害究竟为何人所为。按照侵权行为法的一般理论，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使必须有特定的相对人，进而由此基础上证明侵权责任构成的其他要件。而在此种较为特殊的侵权行为中，由于被告往往难以确定，而导致被害人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致使被害人的权利难以得到救济，从而违反了公平正义的自然法理念。
不过也许事实并不完全如此。在本案中，当受害人蒋祥发被高空掉下的花盆砸伤后，其如果真正希望找出肇事者在一般情形下也并非难事。如果其真正愿意查出加害人，蒋祥发完全可以以过失致人伤害罪为由，请求公安机关启动刑事侦察程序。一旦公安机关刑事侦察介入本案，相信本案的真凶将很容易查出。但是就本案看来，原告所希望的是及时的得到民事救济，而对于加害者刑事责任的追究把持消极的态度。因为如果真正查出真相，万一此人没有足够的责任财产，那么原告的损害依旧无法得到及时的补偿，而这对于原告将是极为不利的。因此原告选择了民事诉讼的方式，请求重庆市渝中区文华大厦Ｂ座的55户住户共同承担对其损害的连带赔偿责任，以期尽快得到民事赔偿。但是在民事诉讼中由于原告自己不能启动刑事侦察程序，因此要求由原告完全查清损害的实际制造者，实为难为原告之举措，此种处理案件的方式存在着不公平之处较为明显，故此不多赘。
二、对第二种观点的分析
按照第二种观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的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危及他人人身安全的行为并造成损害后果，不能确定实际侵害行为人的，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规定承担连带责任。共同危险行为人能够证明损害后果不是由其行为造成的，不承担赔偿责任”和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七款之规定：“因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实施危险行为的人就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认为本案构成共同侵权中的共同危险行为，并对重庆市渝中区文华大厦Ｂ座的55户住户苛以向原告损害进行赔偿的连带责任。我认为，此种看法在学理上是不存在合理依据的。
首先，共同危险行为的构成要件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存在数个行为人或者参与人，且数人之间并没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2、数人共同实施了危及他人人身安全或者财产安全的行为；3、数人的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事实因果关系属于“不确定的因果关系”；2由以上三者我们应当看出，本案不符合共同危险行为的构成要件。首先，共同危险行为要求存在数个行为人或者参与人。而在本案中，实际上只存在一个加害人，并不存在数个加害人的情形。其次要求数个加害人共同实施危及受害人人身安全的行为，但是在本案中我们怎么也不能找到所谓“共同实施”的痕迹，因此亦不应当构成共同危险行为。最后要求加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不确定的因果关系”。而本案中除加害者外，其他54户住户根本就没有实施任何加害行为，甚至没有实施任何具有危险性的行为，又如何将“不确定的因果关系”加载于根本没有实施任何与原告损害有关的行为的住户身上呢？将此种情形视为共同危险行为显然是没有理论依据的。
其次，有的学者认为在此种情形下，应当让受害人处于一种优越的地位，使其合法权利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并认为从保护受害人出发，仅能证明自己未从事加害行为不能被免责，必须证明谁是加害人才能被免责。 我认为，这种立场是值得商榷的。其一，使受害人处于一种优越的地位是指对于加害人（此处的加害人包括实行了具有损害被害人利益的危险行为的加害人）而言，而不是对于所有人而言。之所以给予受害者这种法律上的优越地位是因为加害人的侵权行为导致法律对加害人进行了“减等的评价”，从而有利于被害者的救济。但是除开加害者外，其他的住户并没有实施任何加害于被害人的行为，又为何要对这些“无辜者”进行“减等的评价”呢？难道是因为这54户住户不应当住在重庆市渝中区文华大厦Ｂ座这座居民楼里？这显然是不成立的。其二，对于共同危险行为免责事由的问题笔者持有不同的见解。在此问题上，学界大致分为两大学派。一为肯定说，二为否定说。肯定说认为，只要数人中有人能够证明自己根本没有加害他人的可能的，也就证明了自己没有实施危险行为，此时即便其他人中仍然不能确知谁为加害人，也应当将该人排除在共同危险人之外，使其免责。 否定说的学者认为为了更加有效的保护受害人应当采取否定说，因为即使数人中的某人能够证明自己没有加害行为，也不能当然地令其他人负赔偿责任，倘若其他人也如法炮制地证明自己没有加害行为，则势必会发生全体危险行为人逃脱责任的现象，受害人所受损害根本无法获得补救。 我认为，此二种观点都存在着值得商讨的地方。对于肯定说，笔者提出的疑问是“能够证明自己根本没有加害他人的可能的，也就证明了自己没有实施危险行为”又怎么会纳入要证明的视野之内呢？比如，有的学者举例，说甲乙丙三人同时开枪，有一发子弹打中了受害人丁，导致丁由于中弹死亡。然后说由于甲的子弹开枪时被卡在了枪膛里，没有发射出去，因此在诉讼中，甲可以举证证明自己的行为根本不存在伤害丁的可能，由此被免除共同危险行为的赔偿责任。但是没有发射子弹，在根本上就不可能造成对丁的损害，实属加害行为客观不能的场合。既然根本没有实施具有危险性的行为，又怎么会被纳入共同危险行为的“考察范围”之内呢？对于否定说，笔者认为这种观点过分的强调受害人的权利而极大的忽视了加害人的权利，剥夺了加害人在自己处于不利局面下“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在司法实践中不宜采用。其三，依照王利明教授的观点，“从保护受害人出发，仅能证明自己未从事加害行为不能被免责，必须证明谁是加害人才能被免责。”此种对免责事由的界定方式可能会导致对加害人极为不利的局面。首先，这种严格的限制不利于保护无辜者的合法权益，给非实际造成损害者施以过重的证明负担，将公平和正义的天平过分的倾向于受害人一方，不利于实现法的正义性和正当性。其次，要求数个加害人指认到底是由哪个具体的加害人实施了侵权行为将有违共同危险行为的本质属性。因为如果有人可以通过举证证明到底是由哪一个侵权人实施了侵权行为，势必将打破共同危险行为的构成格局。共同危险行为的归责方式本来就是在查不清真正的加害人的情况下才予以实施的一种处理损害赔偿的方式，但是如果共同危险行为人能够证明具体由哪一个加害人实施的加害行为，将超出共同危险行为的理论范畴，成为其他的侵权归责形态。最后，此种“排除自己，指认他人”的方式在实际操作中具有弊端。因为如果在数人中某人确知哪个共同危险行为人为实际的侵权人，但是由于胁迫等种种原因致使其不敢提出指认的情形，将有可能导致非公平和非正义的产生。就算事后查出此种胁迫的原因予以司法救济，也将是司法资源的一种浪费。另一方面，这种指认有可能导致几个共同危险行为人为了使自己脱身从而联合起来指认一个共同危险行为人的情形，而当此被指认人为无辜者时，将更加的有失公允。
三、对第三种观点的分析
第三种观点认为，本案中55户住户有一家的花盆掉下将原告砸伤的侵权行为并不构成共同侵权行为，而应当采取过错推定的归责方式，通过合理范围的划定来确定55户住户中应当推定由哪些人来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之所以该种观点认为本案不够成共同侵权行为，理由在于本案中并非55户住户均同时实施了对原告蒋祥发的危险行为。如果说本楼的55户住户同时将55个花盆从楼上扔下，其中有一个或者数个砸中原告，那么本案即可认定为共同危险行为。有的学者对此种认定方式提出了疑义，认为如果机械的照搬共同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将“共同行为”的范围作严格限定范围的解释将有可能导致不利于对原告的救济。比如德国学者Esser对于如何认定“共同行为”提出了一个较为宽松的标准，其认为：“只要当受害人陷于因果关系举证上的困难时，就不应当局限于数个参与人应有时间与空间上的结合这一要件，即使没有如此结合的事实，也会适用共同危险行为。”目前，Esser的这一学说已经成为了德国的通说。
虽然Esser的学说已经成为德国的通说，但是笔者认为这种学说并不适合在我国适用，此种学说借鉴进来，将有可能导致外部资源难以本土化的尴尬。Esser的学说之所以成为德国的通说，是因为德国民法在其漫长的发展与进化的过程中，不断的总结本国司法实践经验和本国公民道德水准以及认识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态度后得到的理论。在德国人看来，这种制度的建构能使得法意与人心之间形成和谐的统一。
在德国民法的发展历程中，对于共同行为的判断经历了一个由严格到宽松的演变过程。早期的德国帝国法院与联邦最高法院都非常严格的解释共同危险行为，要求数个被告的行为必须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场所的行为，即“时空上的共同性”。如果各被告的行为在时间上和场所上发生了分离，就不属于共同危险行为。 后来，随着德国民法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法院的判例和学说逐步放宽了这一要求，认为只要具有时间或场所上的关联性就可以了，无需时空上的同一性。由于此种观点受到德国著名民法学家Karl Larenz的推崇，因此在一段时间内，此种认识成为德国的通说。
对于共同危险行为构成要件中，到底如何认定“共同行为”，我国大陆学者提之甚少。其实该问题甚为重要。因为如果将此种认定标准规定得过于宽松，将导致那些与受害人的损害毫无关系的人被无辜的背上证明责任的沉重包袱，这样对于这些共同危险行为中的无辜者是极为不公平的。他们往往没有实施任何具有危险因素的行为，而要承担一定的损害赔偿责任。这种制度设计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大环境下是不符合民众基本意愿和内心情感的。如果将标准规定的过于宽泛，将有可能导致司法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因为在这55户住户中的大多数看来，自己并没有实施任何加害行为，而要自己承担原告蒋祥发的损害赔偿责任的这种做法是不正义的。因此他们就会想尽一切办法来证明自己的免责事由。由于人数较多，每个人都来证明自己的免责事由势必导致司法程序的冗长和社会应有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从主观证明责任的角度来看，要证明某个事实存在往往是比较容易证明的，因为发生过抑或既已存在的事实在现实中往往留有痕迹。而如果要行为人证明自己没有做过某个行为，将非常的困难。 在本案中，55户住户中没有实行侵权行为的住户需要证明自己与原告的损害无关，就必须证明以下一些事实：1、自己家里在案发之时没人，且自己家里没有用花盆养花（因为搁置在窗台或者阳台上的花盆有可能受外界的某种因素影响而从高空坠落）；2、自己当时却实在家，但是不存在将花盆碰落的事实。而这些事实当中大多数是属于某种事实没有发生过的证明，此种证明往往很难穷尽所有的合理怀疑的情况，因此对于这些“无辜的大多数”施以如此重的证明责任将有违正义的基本理念。因此，我认为将认定“共同行为”的标准扩展得过于宽泛在现今的中国社会是不可取的，这种制度的移植应当稍加缓行。
相反，如果将此种标准认定的过于严格，又极有可能导致无辜的受害人无法得到充分而及时的救济。此种假设的理由在前文第一种观点的阐述中已经加以说明，故此不赘言。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应当在无辜的受害人和无辜的“大多数”之间寻求一种适度的平衡，既使得受害人能及时的得到救济又不冤枉那些自始“置身事外”的善良人。我比较赞同Larenz教授的观点，认为数人的行为具有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上的关联性，以致这些行为被整体的加以看待，并都与受害人损害事实之间存在潜在的因果关系。因此在处理本案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够一味的为了保护受害人的利益而对整栋楼的住户均苛以赔偿责任。而应当通过物证检验技术比较精确的确定是从哪一层以及以上的楼层扔下来的，然后再将具有这种加害可能性的住户和房屋的产权人拉入诉讼程序，通过法庭辩论与调查，充分的予以他们“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从而排除不具有加害可能性的住户，最后要求那些不能证明自己免责事由的住户对原告的损害承担连带责任。但是这种对“无辜”住户苛以损害赔偿责任的理论依据不应当视为共同危险行为中对行为人的责任认定，而应当理解为一种单纯的过错推定。即原告能证明其所受的损害是由被告或者有可能由被告所致，而被告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法律上就应当推定被告有过错并应负民事责任。
【结语】
这是一篇并不规范的学术论文，因为并不存在所谓之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严谨的逻辑结构，从观点的取向上来看，本文具有更多的后现代法学中解构主义的理论色彩，更多的是在怀疑、在发问、在思考、在批判。本文并不符合法学建构主义的理论要求，没有提出什么理论上的“新鲜货”，所以只能是一种反思和检讨。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家言及：“没有建构的解构是不负责任的解构”，或许本文又再一次的将自身置于这种批判的视野之内，但求引发法律人对于共同危险行为责任构成的理论反思与自我检讨。
本文中笔者着力论述了关于共同行为的认定标准的问题，并提出要找寻符合中国本土资源和人情习惯的制度建构抑或制度移植。Esser教授的理论虽然在德国具有通说地位，但是他所倡导的那种宽松的认定标准并不符合我国现阶段老百姓的基本情感和道德范畴。因此如何制定或借鉴国外在共同危险行为这一问题上的制度规定，并使其符合中国人的价值情感和评判标准将是我国侵权法学界值得再研究的一个问题。
尾注：
1 由于现代社会高层建筑的增加，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在高层建筑之间形成了各种长度、宽窄不一的“建筑峡谷”，而这些“建筑峡谷”又往往导致城市飓风的产生。在法律方面产生了建筑物搁置物、悬挂物坠落致人损害的情形，在日本亦有因建筑物过高导致遮挡阳光而引发的基于光明权而产生的请求权等。
2 参见王利明主编：《人身损害赔偿疑难问题：最高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之评论与展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9页以下。（此部分由程啸撰写）
王利明：《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2页。
当然，王利明教授的观点应当属于肯定说中较为严格的一种认定免责事由的方式，但总的来说还是偏向于肯定说的基本立场。
肯定说和否定说的观点参见王利明主编：《人身损害赔偿疑难问题：最高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之评论与展望》，第237页。（此部分由程啸撰写）
参见王利明主编：《人身损害赔偿疑难问题：最高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之评论与展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1页。（此部分由程啸撰写）
在这个方面，德国的一些制度设计中我们可以看到与我国的极大的不同之处。比如德国刑法关于不作为犯罪的规定方面，德国人认为如果看到有人落水，而站在岸边的围观者见死不救，通通构成不作为犯罪。而如果将此种制度引进到中国，将导致法意与人心的脱离。德国的社会结构与我国存在巨大的差异，人们在道德以及情感等方面的认识和标准存在着差异，因此Esser的观点是适应德国社会基本价值观念和人们基本情感的制度建构，但是此项制度如借鉴到当今中国，将导致外部资源难以本土化的结果。
例如德国帝国法院（RG）1919年7月12日。本资料来源于王利明主编：《人身损害赔偿疑难问题：最高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之评论与展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0页。（此部分由程啸撰写）
在此问题上能予以提及的例子有很多。比如要求行为人证明自己结过婚，行为人只要拿出结婚证或者离婚证即可证明。但是如果要求行为人证明自己没有结过婚，则是相当困难的事情。又比如要求行为人证明自己说过某句话，行为人可以提供相关的人证和某些视听资料予以佐证。但是如果要求行为人证明自己没有讲过某句话，将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因为既然没有讲过，就意味着在世间没有留下过任何痕迹，没有任何痕迹的证据又何以加以直接证明呢？
此种定义先见于佟柔主编：《中国民法》，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第570页。笔者对于原文的定义进行了一些增改，以符合本文的基本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