絮用纤维制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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絮用纤维制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第89号
《絮用纤维制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经2006年5月30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6年9月1日起施行。
局 长
二〇〇六年六月十四日
絮用纤维制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絮用纤维制品质量监督管理，打击伪劣絮用纤维制品制售行为,提高絮用纤维制品质量，维护絮用纤维制品交易各方及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保障人体健康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棉花质量监督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及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生产、销售絮用纤维制品，将生活用絮用纤维制品用于经营性服务或者公益活动，以及对絮用纤维制品质量实施监督管理，必须遵守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絮用纤维制品是指以天然纤维、化学纤维或其加工成的絮片、垫毡等作为填充物、铺垫物的制品；包括生活用絮用纤维制品和非生活用絮用纤维制品。
第三条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以下简称国家质检总局）主管全国絮用纤维制品的质量监督管理工作，其所属的中国纤维检验局负责组织实施本办法规定的质量监督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以下简称省级质监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絮用纤维制品的质量监督工作。设有专业纤维检验机构的地方，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委托专业纤维检验机构依法对絮用纤维制品质量实施监督（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和专业纤维检验机构统称纤维质量监督机构）。
第四条 禁止生产、销售或者在经营性服务或者公益活动中使用劣质生活用絮用纤维制品。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生活用絮用纤维制品是劣质生活用絮用纤维制品：
（一）以本办法第六条所列明的禁用原料生产的；
（二）以本办法第七条所列明的限用原料生产的；
（三）以非生活用絮用纤维制品冒充的；
（四）其他存在危及人体健康安全的不合理危险的；有保障人体健康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但不符合该标准的。
第二章 质 量 义 务
第五条 絮用纤维制品原料的质量，应当符合有关标准和规定的要求。
用于加工制作絮用纤维制品的再加工纤维，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包装要求；禁止作为生活用絮用纤维制品原料的再加工纤维，其最小单位产品包装的显著位置应当标注“禁止用于加工生活用絮用纤维制品”的警示。再加工纤维的质量监督管理办法另行制定。
第六条 严禁将医用纤维性废弃物、使用过的殡葬用纤维制品、来自传染病疫区无法证实其未被污染的纤维制品、国家禁止进口的废旧纤维制品以及其他被有毒有害物质污染的纤维和纤维制品等物质（以下统称禁用原料），用于加工制作絮用纤维制品、其他纤维制品以及相关原料。
第七条 不得将下列物质做为生产生活用絮用纤维制品的原料（以下统称限用原料）：
（一）被污染的纤维及纤维下脚；
（二）废旧纤维制品或其再加工纤维；
（三）纤维制品下脚或其再加工纤维，但符合国家规定的除外；
（四）二、三类棉短绒；
（五）经脱色漂白处理的纤维下脚、纤维制品下脚、再加工纤维；
（六）未洗净的动物纤维；
（七）发霉变质的絮用纤维；
（八）国家规定的其他物质。
第八条 絮用纤维制品生产者应当具备下列质量保证条件：
（一）必要的人员、设备、工具、场地；
（二）健全的内部质量管理制度和组织生产所必需的标准；
（三）国家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九条 絮用纤维制品生产者应当进行原料进货检查验收和登记，验明絮用纤维制品原料符合相关质量要求以及包装、标识等要求。
生产者进行再加工纤维原料进货检查验收和登记时，应当验明用于加工制作絮用纤维制品的再加工纤维符合本办法第五条第二款规定的包装及标识要求。
第十条 生产者应当对其生产的絮用纤维制品质量负责。
絮用纤维制品质量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要求及其他法定要求。
絮用纤维制品标识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规定要求及其他法定要求。
第十一条 生活用絮用纤维制品应当标注有符合国家规定要求的标识；其中以纤维制品下脚或其再加工纤维作为铺垫物原料的，还必须按照规定在标识中对所用原料予以明示说明。
第十二条 非生活用絮用纤维制品除依法标注标识外，还必须按国家规定在显著位置加注“非生活用品”警示。
第十三条 生产絮用纤维制品，应当经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
第十四条 销售絮用纤维制品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建立健全并执行进货验收制度，验明絮用纤维制品质量合格证明和其他标识；
（二）采取适当措施，保持销售的絮用纤维制品的质量；
（三）销售的絮用纤维制品有符合国家规定要求的标识；生活用絮用纤维制品是以纤维制品下脚或其再加工纤维作为铺垫物原料的，在标识中必须有符合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明示说明；属非生活用絮用纤维制品的，必须在显著位置有“非生活用品”的警示；
（四）国家规定的其它要求。
第十五条 将生活用絮用纤维制品用于经营性服务或者公益活动的，应当建立并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
第十六条 将生活用絮用纤维制品用于经营性服务的，应当自行对生活用絮用纤维制品质量进行定期检查，对存在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安全不合理危险的或者已经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安全标准的生活用絮用纤维制品，应当及时更换。
第十七条 禁止以不合格絮用纤维制品或原料冒充合格产品，禁止在絮用纤维制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
禁止将前款规定的絮用纤维制品用于经营性服务。
第十八条 不得伪造絮用纤维制品产地，不得伪造或冒用他人的厂名、厂址。
第三章 质 量 监 督
第十九条 纤维质量监督机构应当依法对絮用纤维制品质量实施监督检查。
纤维质量监督机构在实施监督检查过程中，根据违法嫌疑证据或者举报，对涉嫌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进行查处时，应当依法行使法律、法规规定的职权。
第二十条 根据监督检查的需要，可以由专业纤维检验机构等具有法定资质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对絮用纤维制品质量进行检验；需要抽样检验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
第二十一条 生活用絮用纤维制品生产者、销售者、消费者以及将生活用絮用纤维制品用于经营性服务或者公益性活动的，可以委托专业纤维检验机构等具有法定资质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对絮用纤维制品进行质量检验。
第二十二条 专业纤维检验机构等具有法定资质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进行絮用纤维制品质量检验，必须执行相关标准、技术规范和有关规定，客观、公正、及时地出具检验结果，保证检验结果合法、有效。
第二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进行投诉和举报。
纤维质量监督机构对受理的投诉和举报应当进行核实，并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进行查处。
第二十四条 省级质监部门根据监督检查和举报等情况，负责组织确定本辖区内絮用纤维制品质量违法行为较突出的重点区域、场所，并报请当地人民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对该重点区域、场所的质量违法行为进行整治。
第二十五条 纤维质量监督机构根据监督检查、委托服务以及核查后的投诉举报等情况，建立絮用纤维制品相关单位或个人的质量档案。
纤维质量监督机构根据质量档案，按规定对絮用纤维制品相关单位或个人的质量信用进行评定，并根据评定结果实行分类监督管理。有关絮用纤维制品质量信用评定的方法另行制定。
第二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包庇、纵容絮用纤维制品质量违法行为，或者拒绝、阻挠、干预纤维质量监督机构依法对违反本办法行为的查处。
第二十七条 各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及专业纤维检验机构工作人员对絮用纤维制品质量进行监督检查，不得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
第四章 罚 则
第二十八条 在生产、销售活动中违反本办法第四条规定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等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在经营性服务中违反本办法第四条规定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进行处罚。
在公益活动中违反本办法第四条规定的，责令限期更换合格产品，向有关主管部门进行通报。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的，责令整改，并记入其质量档案；对限期内不予整改的，可以予以公告。
第三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的，予以警告，并处以3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办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的，予以警告，可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第三款、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三）项规定，未按本办法要求标注标识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五十四条进行处罚；其中未按本办法规定标注有关原料明示说明或警示语的，按照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条第（五）项的处罚规定处罚。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五十条、六十二条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规定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五十三条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五十七条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六十八条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十六条 其他违反本办法和产品质量法律法规规定，构成违法行为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由纤维质量监督机构在职权范围内依法实施。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所称生活用絮用纤维制品是指日常生活中与人体密切接触的絮用纤维制品。
本办法所称非生活用絮用纤维制品是指生活用絮用纤维制品以外的絮用纤维制品。
第三十九条 絮用纤维制品进出口检验检疫监管工作，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四十条 本办法由国家质检总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自2006年9月1日起实施。
陕西省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管理规定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
陕西省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管理规定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
第一条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陕西省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经国务院或者省人民政府批准，在本省设立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称开发区）内的土地管理，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按照节约用地的原则，对开发区内的土地实行统一规划、统一征用、统一开发、统一出让、统一管理。
第四条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代表本级人民政府负责开发区内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开发区土地管理部门或者本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依法对土地使用权的出让、转让、出租、抵押、终止进行检查监督。
第五条 使用开发区内的土地必须遵守国家和本省的法律、法规，服从开发区建设总体规划，按照批准的用途使用，不得撂荒或擅自改变土地用途。
第六条 土地使用者依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在使用年限内可以依法转让、出租或者抵押。
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出租或者抵押，地上建筑物和其他附着物随之出让、转让、出租或者抵押，但不包括地下资源、埋藏物和市政公用设施。
第七条 开发区内土地使用权的出让，采取协议、招标、拍卖的方式进行。
第八条 出让土地使用权，由土地管理部门（以下简称出让方）与土地使用者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应当载明出让土地的用途、年限、出让金数额、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违约责任。
第九条 土地使用者应自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十日内向出让方交付不少于出让金总额5－10％的定金，自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六十日内交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逾期未支付出让金的，出让方有权解除合同，定金不予退还，并可请求赔偿损失。
出让方未按合同提供土地使用权的，应退回定金，土地使用者有权解除合同，请求赔偿损失。
第十条 土地使用者应自出让合同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内开发建设。如不能按期开发建设的，应提前向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申请批准延期；未经批准延期又不建设的，土地管理部门应收回土地使用权，注销土地使用证。
第十一条 转让、出租或者抵押土地使用权需交清全部出让金。转让土地使用权的，投入占总投资（不包括地价）20％以上的建设资金方可进行。
第十二条 土地使用权转让，原出让合同和有关登记文件中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随之转移。
土地使用权出租或者抵押期间，原出让合同和有关登记文件中所规定的土地使用者的权利或义务，由出租人或者抵押人负责履行。
第十三条 土地使用权转让、抵押或者出租须签订转让合同、抵押合同或者出租合同。
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抵押合同和租赁合同，不得违反出让合同。
第十四条 通过转让取得的土地使用权的年限，为原出让合同规定的使用年限减去已使用年限后的剩余年限。
抵押年限和租赁年限不得超过原出让合同或者转让合同规定的土地使用年限减去已使用年限后的剩余年限。
第十五条 土地使用权抵押合同或出租合同存续期间，土地使用权不得再次抵押或出租。
第十六条 土地使用权抵押人到期未能履行债务或在抵押合同期间解散破产的，抵押权人有权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抵押合同处分抵押物。
第十七条 因出让、转让土地使用权或处分抵押物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应到土地管理部门办理土地使用权的过户登记，领取或者更换土地使用证。
第十八条 土地使用者需改变土地使用用途的，须征得出让方同意，经土地管理部门和城市规划部门批准，重新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调整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到土地管理部门办理登记。
第十九条 土地使用者转让土地使用权发生增值的，转让人应缴纳土地增值税。
第二十条 出让合同期满，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附着物，注销土地使用证。
第二十一条 出让合同期满，土地使用者需要延长土地使用年限的，应在出让期满六个月前向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提出申请，经批准后，续签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重新支付出让金。
第二十二条 开发区内的土地纠纷和违法行为，由土地管理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第二十三条 土地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应当严格依法办事。对于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本规定，滥用职权，营私舞弊，侵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应当根据情节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规定，适用于外国企业在开发区的常驻代表机构和香港、澳门、台湾的投资者或者华侨在开发区投资举办的企业、常驻代表机构。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4年1月10日
【摘要】新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于2012年3月14日通过,相比较而言,在很多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并引起了广泛关注。笔者认为,此次修改的一大亮点,就是新增了第五编第二章,标志着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的建立,也标志着我国在保护被害人权利方面跨出了历史性的一步。本文通过对刑事和解概念的理解,分析了我国刑事和解的发展现状,并提出了相应的完善措施,从而可以使其更好地维护当事人双方利益平衡、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以及恢复社会秩序,促进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关键词】 刑事和解 赔偿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
一、刑事和解的概念
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通过犯罪人与被害人及社区代表之间面对面的接触,并经专业法律人员充当中立的第三者的调解,促进当事人三方的沟通与交流,从而确定犯罪发生后的解决方案。
二、刑事和解在我国的现状
(一) 立法现状
新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于2012年3月14日正式通过,其中对于刑事和解制度做出了直接的、具体的规定:
《刑事诉讼法》第277条:“下列公诉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一)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二)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不适用本章规定的程序。”
《刑事诉讼法》第278条:“双方当事人和解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听取当事人和其他有关人员的意见,对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
《刑事诉讼法》第279条:“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公安机关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
而在我国以往的刑事立法中,没有关于刑事和解的直接规定,但不乏相关的间接依据。《刑法》第37条:“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40条规定:“对于刑事自诉案件,经过司法机关做工作,被告人认罪悔过,愿意赔偿被害人损失,取得被害人谅解,从而达成和解协议的,可由自诉人撤回起诉,或对被告人依法从轻或免予刑事处罚。”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第12条指出,“对于轻微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认罪悔过、赔礼道歉、积极赔偿损失并得到被害人谅解或双方达成和解并切实履行,社会危害性不大的,可依法不予逮捕或者不起诉”。
(二) 实践现状
尽管在刑诉法修正案没有通过以前,刑事和解尚未在我国正式法的层面上得到承认,但事实上,此种和解的实践从未间断。除了公安机关在治安类案件中的和解或调解之外,一般认为,我国司法机关中最早开始尝试刑事和解的是检察机关。2000年以后,很多地方检察院将刑事和解作为“司法改革”或制度创新的重点。随后,通过各地政法委的整体推广和协调,刑事和解迅速扩展至公、检、法机关。纵观我国刑事和解的司法实践,其积极意义在于化解社会矛盾,保护被害人的利益,教育感化犯罪嫌疑人,节约诉讼资源等多元价值,但也应看到,即使新刑诉法对刑事和解有了直接的规定,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仍不完善,再加上现有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又不强,导致实践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及负效应。
1、损害公共利益
在传统的刑事理论认为,犯罪是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侵犯的乃是国家利益,而刑事和解的出现打破了这一传统的观念,将犯罪视为是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的冲突,从而使国家将直接当事人的位置让位于被害人。那么如此一来,就不免让人担心,在刑事和解的过程中,过分关注被害人利益的保护,而对公共利益的要求视而不见,这会导致国家公权力的弱化,甚至出现公共利益之保障力量的消失。
2、花钱抵罪
在我们身边,不乏这样的例子,很多富二代、官二代犯罪之后通过花钱了事,一经媒体报道之后,激起千层浪,“花钱抵罪”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和激烈讨论。有人认为,“花钱抵罪”不仅于法无据,有违公平,还妨害司法公正、损害法律权威,甚至有可能助长贪腐类犯罪。如果在公诉案件中,加害人花一些钱,被害人便不再告了,侦查机关就不移送起诉了,刑事和解往往就会成为有钱人逃避罪责的“安全通道”,让民众产生“用钱买刑”的印象。
3、当事人反悔
司法实践中,根据当事人的不同,刑事和解后当事人反悔的情况可分为被害人反悔和加害人反悔。前者通常是指被害人和解时并不是基于真正对加害人的谅解,而仅仅是为了尽快得到赔偿,待加害人支付后,又以各种借口向司法机关提出反悔,要求继续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当然,被害人反悔也可能是和解时受到一些外来因素的影响,导致非自己真实意思的表示,待和解后才悔悟并恢复自主意识而提出反悔。后者是指加害人达成和解协议并得到司法机关从轻处理后,故意拖延甚至拒绝履行协议,或即使履行也非心甘情愿并刺激被害人,造成对被害人精神的二次伤害,此时,被害人也同时会反悔而要求重新甚至加重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
三、完善措施
(一) 完善刑事和解的法律依据
刑事和解立法化在我国是非常有必要的,立法既是摆脱法律虚无主义的根本,也是摆脱刑事和解正当性、合法性质疑,确立和完善刑事和解制度的必由之路。《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新增了一章,作为第五编第二章,标志着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的建立。这在很大程度上为刑事和解在我国的运用提供了立法依据,但是我们应看到,此次刑诉法的修改仅是程序法上做出的改变,而刑事和解的完善并非只是与其中的某一种法律相关,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我们还要兼顾好实体法,将刑法、刑事诉讼法联系在一起,建立一个有关刑事和解的规范,在《刑法》中将刑事和解规定为法定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情节,如可在《刑法》中增加规定:“犯罪嫌疑人以悔罪、赔偿、道歉等方式与被害人达成谅解,是为刑事和解,对犯罪嫌疑人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二) 扩大刑事和解的范围
从我国当下的情况看,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还过于狭窄。按照《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277条的规定,刑事和解的适用的范围为:“(一)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二)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不适用本章规定的程序。”即将刑事和解的范围界定为:侵害人身及财产的轻微犯罪和大部分的过失犯罪,并且不包括累犯。这种局限性使刑事和解积极解决社会纠纷、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不能充分发挥出来。因此,刑事和解的适用应当有更为宽广的思路,在适用的案件种类上,既可以适用于不少轻罪案件,也可以有条件地适用于一些严重犯罪乃至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当然我们在具体运用时必须相当谨慎,要充分考虑民众的观念是否已足够宽容,相应制度设计是否已足够完善,以及操作经验是否足够成熟等,但是我们不可否认,和解要向严重犯罪、故意犯罪扩大是必然的趋势。
(三) 加强对刑事和解的监督
